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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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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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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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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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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痛,更为了爱(跋)


   为了痛,更为了爱
   (代跋)
   有一天,一位来自家乡四川的女记者向我谈起她曾经采访到的两个故事。用“故事”这个词语太轻飘飘的了,那是关于痛的、也是关于爱的、更是关于爱与痛的纠缠的“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自贡自古以来就盛产井盐,井盐至今依然是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有若干家曾经很红火的千人、万人的大工厂。近年来,这一行业很不景气,“下岗”——这个词语是我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不同于“失业”,以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的工人不断增加。有的家庭四代同堂,老中青几代人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因此出现夫妻双双“下岗”、父子双双“下岗”、兄弟双双“下岗”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油脑肥肠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决对意识不到:仅仅这一桌子饭菜的花销,就可以拯救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成全一个美好的家庭。两个生命的消逝,其实与这一桌酒席和其他无数的酒席息息相关。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从事的是被许多道貌岸然的人士轻蔑地称呼为“妓女”的工作。“知识分子”们是耻于谈论她们这类人的。女孩出生在川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奉节县。她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赤贫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家里没有一件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一套能够穿出门的衣服。女孩虽然成绩优秀,但家里没办法供养她上学,初中毕业就从乡下到城里打工。她希望在城里寻找机会,挣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开始她到饭馆里洗盘子、在工厂里干粗活、去商店运货物……什么样的活都干过。这样挣扎着过了一年多,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依然没有办法存钱下来寄回家给父母和弟妹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选择了,她选择了一个年轻女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她到了灯红酒绿的南方,把自己“卖”了出去——除了身体、上帝和父母赐予的身体以外,她别无所有。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她是决绝的。对于她来说,只有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生存;只有出让自由,才能改变现状。刚开始,女孩在最底层的歌舞厅和发廊里进行交易。后来,由于她的美丽和聪明,她进入了这一行当的更高级的层次,寻找到官员和港台商人作为自己的“买主”。没有人知道这两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把泪水咽到心灵的深处,让它们结晶成最咸的盐;她把伤痕包裹在时尚的衣裙里,不让一丝阳光来抚摸。在五星级酒店奢华的套房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舒展开自己的身体,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她的夜晚没有星光。
   两年后,女孩积攒了80万元——这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无法想象的一笔巨款。带着这一皮箱沉甸甸的钱,她回到了家乡。她告诉父母这笔钱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只有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这80万的巨款,虽然是“肮脏”的钱,但也是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有了这笔钱,毕竟能够供养弟妹们上学了。她告诉父母,一定要用这些钱将聪明的弟妹们送进大学,圆自己没有圆的梦想。
   不久,女孩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被悲痛和耻辱压垮的父母,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们用一生全部的积蓄300元钱替女儿办了个光彩的丧事。女儿在死去之前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父母要让女儿光荣地离去。然后,父母将所有的80万元装进女儿的棺材,送进了火葬场。女儿与巨款同时化为灰烬。父母以为,这样就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还女儿以清白。面对吞噬女儿的熊熊大火,两个老人彻底疯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这位亲身采访的女记者向我讲述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这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流的时代。做稳了主人的上流阶级和做稳了奴才的中产阶级,都不会相信这一类的“真实”。奴隶们的命运不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说,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的体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发生数不胜数的同类事件,既然无法改变,那么“存在就是合理”。他们说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背后有达尔文和黑格尔两个大师支撑。而我,毅然走出衣冠禽兽们的行列,并将我所体认的真实作为自己生存、思考和写作的支点。
   我的写作是焦灼的、是匆忙的、是激动的,也是忧愤的。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疼痛,就像肌肤不断地与针尖相遇。针尖缓缓地进入肌肤的深处,鲜血一滴滴地涌出来。也仿佛是一记重拳打中了我的腹部,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难受得想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这种强烈的疼痛感主宰着我的写作,也正是我的写作与其他人的写作最根本的不同。他们也在勤奋地写作,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疼痛感。他们将文章经营得天衣无缝,然后回过头来谴责我的疏漏和偏激。我的写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我曾经对文化抱着充分的尊敬,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但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今天的文化已经断裂了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甚至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种脂粉,涂抹在我们时代苍夷的面孔上;文化与文化人成了一种调料,放置在我们餐桌发臭的食品里。耻辱与疼痛一起消失了,爱与怜悯一起消失了。
   在我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我曾经把当作家或者教授当作理想,并以自己北大的身份沾沾自喜。这时,另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敞开,呼唤着我走进去。那扇门里,阳光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一步即成天涯。
   我成了“伟大”的知识和知识者中间的一个异类。
   以前所有的满足都成了不满足。
   真正的放逐是自我的放逐,真正的靠近是心灵的靠近。
   真正的飞升其实是降落,真正的骄傲其实是谦卑。
   于是,我欣喜地感觉到,我与那对自尽的夫妻和那个惨死的女孩更加亲近。我以我的疼痛感受着他们的疼痛,我以我的爱体验着他们的爱。我为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而写作,这也是为我自己而写作。我愿意为之而付出任何代价。实际上,我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些“自尊”被伤害的高等人士自会有他们对付“步调不一致者”的明枪和暗箭。不过,相对于疼痛、相对于爱来说,我所付出的这些代价轻如鸿毛。
   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已经不可改变,那么写作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意义便是凸现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那对夫妇临死前的悲苦——他们是父母,割舍不下对孩子的爱,可是他们已然无法承担痛苦;真实就是那个女孩临死前的悲苦——她是一朵灿烂的花儿,凋谢的时刻提前到来,美的毁灭是悲剧的极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遮盖着、淹埋着。
   就在我面对真实的时候,我的许多同龄人们却在从事着“拔苗助长”的事业,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脱离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拔苗助长”并非徒劳。他们拼命背诵着英语单词,通宵排队等签证,为了到异国他乡去过富裕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钻营着加入党团,踩着别人的肩往上爬,为了能够在本土有限的资源里让自己占有充足的一份。我无意谴责或者鄙视他们的选择,但我真切地知道,这绝不是我的选择。我的自由、尊严和富裕产生于、并且只能产生于我的写作。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尊严的捍卫中,我才会感受到享有尊严的快乐;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自由的争取中,我才会感受到享有自由的幸福。
   我常常念叨着武芳,那个被凶狠的恶霸毁容了的农村妇女;我常常念叨着曹海鑫,那个被邪恶的官僚残杀的农村青年;我常常念叨着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以及更多更多不知名的生命个体。我对那些宏大的词语从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如“国家”、“民族”、“集体”等,我的痛、我的爱和我的写作,只是针对每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我将用我毕生的精力来呈现这个世界的真实,这条道路我不会回头。与“拯救”相比,“呈现”更加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那个世纪相比,我们已经作出了怎样巨大的退却啊!
   于是,我让我的文字如同火山熔岩一样喷涌而出。我知道有人在等待着它们。多与少,与数量无关;快与慢,与速度无关。许多师长和朋友劝告我要少写一点、放慢一点。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好意,但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生态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将自己打磨成一件完美的工业品,然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我更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只要它刀刃上的光芒能够让黑暗产生一丝的畏惧。
   年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有充沛的创造力,更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痖弦为年轻散文家林燿德的文集写的序言。林燿德是我最喜欢的台湾散文家之一。他在16岁的时候发表第一首诗歌,短短9年的时间里,他就成长为一棵让人瞩目的新星,有近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问世。痖弦写道,因为文学生命成长异乎寻常的快速,“林燿德变成了一个传说,一个话题,甚至一个‘问题’,有人开始对他的‘超速’发展大表‘紧张’,有人批评他‘心急’、‘躁进’。这些反映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林燿德的出现不寻常,难免会引起疑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情形就仿佛完美看到一棵植物日夜不停地猛长,穿房过户,好像违反了‘自然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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