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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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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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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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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悲情

   
   晚年悲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禺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静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苦的。
   曹禺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是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白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方:“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我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样呢?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禺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事实却是:晚年曹禺的创作出现了十八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禺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呵,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禺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褊狭的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禺呢?曹禺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大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像曹禺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禺笔下有一系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嬗变、文化的压迫、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禺自己的影子。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教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禺渴望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禺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禺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禺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禺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异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跟“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禺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禺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三十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了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禺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文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了”,岂不是曹禺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份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静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船舷。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改变。究竟是曹禺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欠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悖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假设。曹禺就曹禺。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禺,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是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后记)
   许多天才都是软弱的,曹禺尤其是一个软弱的天才。
   在曹禺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他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本《家》。曹禺的改编简直就是“化银成金”。那是现代戏剧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作品。可惜的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好几位好心的作者给我来信指出,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将巴金的《家》归到了曹禺的名下。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又为天才之作被湮没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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