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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故居

   
   陈寅恪的故居
   
   
   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瞻仰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优雅的小楼被精心保护起来,外面空地上依然是芳草凄凄。院子里那条通往大门的碎石小路,据说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专门下令为陈先生修建的,为的是让目力不好的陈寅恪先生进出方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一心一意去研究冷僻学问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后来,这也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

   但是,陈寅恪真正的故居却在江西修水——古名义宁。在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陈家有着极其显赫的地位。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变法失败之后被清廷免职的最高官阶的大员之一。陈宝箴所设想的以湖南一省为样板、脚踏实地地推行新政、继而推展向全国的改革模式,比起康梁拼命抓住光绪皇帝这根并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至上而下实施变法的思路来,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同光年间“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他影响张之洞支持维新,并与梁启超共同呐喊,也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而作为第三代的陈寅恪、陈衡恪、陈登恪,个个在文化上都有不凡的成就。因此,陈氏家族在江西修水的老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陈寅恪故居”。在这里生活过三代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人居住在房屋中,房屋成为人当年活动的历史记忆。这所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老房子,有着相当丰厚和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着“义宁陈氏”的风骨和品格。
   然而,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倾倒。陈家的后人多在外地和国外,虽然也想整修老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修葺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于是,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当地的一名政协委员提出了政府拨款维修陈家故居的议案。没有想到,这一议案却遭到地方行政首长(大约是县长)的严词拒绝。该官员在酒足饭饱之余堂而皇之地说:“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有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
   这正应了王朔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这位“父母官”大约可以跟我们的“码字大王”王朔先生攀上兄弟了。在我看来,作为一方当政者,理所当然对发展地方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老百姓判断一个地方官员的施政能力如何,首先就看他抓经济的能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是,只知道抓经济的官员绝对不是一个好官。优秀的地方官员,应该是一个对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地理和经济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应该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法国南部某小城的一位市长,在十多年的任期里,都把休息日花费在维修当地的历史古迹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出身,在节假日便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亲自拿起工具,义务装修那些小城人引以为骄傲的名人故居。这位市长说,他卸任之后将“专职”承担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甚至比当市长更加重要。市长会更换无数个,而历史名人的故居一旦毁坏了就再也无法复制和重现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任职修水的那名地方官员,居然连当地的骄傲——陈氏家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他算是一个称职的官员吗?在他的心目中,开办一家工厂显然比修葺一处故居更加重要。他理解不了,只有文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所破旧的故居,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外,也许能够给修水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标王”广告也难以达到的知名度。我从这名官员对历史文化的轻蔑和忽视中,可以推断出他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施政风格来。这样的施政风格,将对一个文化之乡的命脉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么破的房子,倒了就让它倒了吧!”——假如陈寅恪先生地下有知,对于这样的狂言,夫复何言?
   修水的官员和民众,总有一天会意识到陈寅恪故居的价值,总有一天也会以他们自己的“老先生”而自豪。从某一短暂的时段来看,在权力的面前,文人是软弱的,文化是软弱的。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权力早已灰飞烟没,而文化却还在绵绵不断地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的胜利乃是属于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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