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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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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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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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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光如何灼痛自己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藉藉无名。他不参与官方的作家协会,也不在媒体上露面。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苏军占领下的匈牙利居民,他的生命有一大半被黑暗所包裹。他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他也不曾以“爱国者”自居,他说:“我目睹、我亲历这个国家的疯狂堕落,在妄想中自毁。每天,那些充满仇恨的国家捍卫者以及我真切的记忆,都驱使我疏远。我对她(祖国)的冷漠与日俱增。我也慢慢尝试着离去。然而语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这是多么奇怪。这种陌生的语言,却是我的母语。”他以写作对抗黑暗,以写作捍卫记忆。在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时,凯尔泰斯说过:“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无论讲什么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他的作品强烈反映着这个信息。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用他的笔,毕生反抗那些让人成为非人的力量。

    如果说对犹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奥斯威辛”,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则存在着一个永远的“文革”。这是一个真实的噩梦,而记载这个噩梦,依然是文化人的职责所在。可惜,在当代中国的文字材料中,这样的记录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当代汉语的耻辱以及使用汉语写作的人们的耻辱。陈凯歌意识到了这种耻辱,应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他写下了薄薄的一本《少年凯歌》。数年之后,《少年凯歌》才被辗转传回中国,才有中文版的问世。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也表明了在当下的语境下,言说和记载噩梦的困难。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迈出了第一步: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不堪回首”的历史,承认青春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为旁观甚至参与那个时代的罪孽而忏悔。仍有批评者指出,在对自己家庭和父辈的叙述中,陈凯歌还是有某些保留和回护。但我认为,对于陈凯歌来说,写下这些有“思痛录”意义的文字已是难能可贵了。毕竟陈凯歌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要说几句真话尤其困难。与某些一听“忏悔”就蒙起脸来匆匆逃跑的才子相比,与某些依然振振有词地宣称“青春无悔”的文人相比,与某些企图在“文革”的废墟中寻找“民主”种子的学者相比,陈凯歌的这种即便是“有限度”的自省,也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说一点真话总比完全说假话好。
   《少年凯歌》中的那个懵懂的少年,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中饿毙街头的“眼睛里泛着白光”的尸体,也看到了“文革”初始阶段北京红卫兵的血腥暴行。显然,陈凯歌的少年时代并没有享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仅仅属于作为高干子弟的“联动”分子们,属于作为军队及部委大院中的“大院子弟”的王朔们。那种“灿烂的阳光”不是真光,而只是镜子的反光。它只能欺骗眼睛,而不能保存记忆。《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光的灼痛呢?一位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在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中写道:“他的微笑,是一种隽永的姿态,对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的调和。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来是对他所感知的凶残和苦难的最慷慨的复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别人只感觉到凄凉和精神错乱的地方,他创造着作品和文化。”在灼痛中微笑,在一无所有中创造,这是凯尔泰斯的伟大之处,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最缺乏的质素。陈凯歌是一名有创痛感的文化人,从《孩子王》、《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他一直试图用电影完成记忆,完成对光与黑暗的定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他的野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不断地在退让、妥协和言不由衷。因此,他在《少年凯歌》中忧伤地写道:“我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时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死去朋友的脸。”他还是没有洞穿光的意义,而在历史的迷宫中陷入了困惑:“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了华发……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
   那个“文革”中成长的少年,似乎还在奔跑,还在呼喊。那时,曾经“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那时,眼看着母亲那么久那么久地被迫面壁而立,而自己只是呆若木鸡站在一旁;那时,眼见过那么多同学、战友、插友们疯的疯、死的死,四散飘零。于是,他只能这样写作:“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也正因此,陈凯歌把这本书,称为“我的自供书”。死亡是少年最好的老师,从看到死尸的眼睛的那一刻起,少年就从被欺骗中脱颖而出。“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在一段段镜头般细腻沉静的描述中,混杂着作者几多的依恋、自责和迷惑。我听到“中年凯歌”不断向“少年凯歌”发问,但总是得不到确定性的回答。
   《少年凯歌》既富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鲜活性。比如,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和灌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已然定格成一个“历史名词”。在官修的历史教科书中,老师把这个虚假的概念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宣讲。然而,有学者在详细研究了那三年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后指出,那三年不仅不是遭遇重大自然大灾害的三年,反倒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以,那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荒,与其说缘于天灾,不如说真正是缘于人祸。于是,又有人说,是苏联逼迫我们还债,灾难是苏修造成的。而陈凯歌则认为,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早在苏联逼迫还债之前。饥荒就已经在许多地方蔓延了。苏联的“背叛”并不是产生饥荒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他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还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依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起因。”
   《少年凯歌》摒弃了名人写自传时常有的自恋心态,而以普通人的视角娓娓道来,平实而真诚。陈凯歌看透了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一大堆论证“胜利者”何以“胜利”的文字垃圾,那里没有失败者的位置。陈凯歌认识到,那些堂而皇之的、摆在书架上的“历史”,也许比他本人虚构的电影世界还要不可信——在当代中国,电影(或者小说)与历史,究竟哪个是虚构的、哪个是真实的呢?《霸王别姬》这部倾注了陈凯歌最多心血的电影,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示出了生命鲜活的质地与文明衰朽的历程。在华丽和颓废中,在完美和破碎中,《霸王别姬》所凸显出来的“历史”,更迫近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哪个中国人能摆脱“优孟”的命运呢?我们的人生早已高度地戏剧化了,因而我们的戏剧比我们的人生更为真实。我们都是程蝶衣的观众,我们又都是程蝶衣本人。我们在观看程蝶衣被凌辱的命运,其实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时时处于被凌辱的位置?我们与程蝶衣一样,梦想自己成为光,却又被自己所灼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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