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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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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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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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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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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光如何灼痛自己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藉藉无名。他不参与官方的作家协会,也不在媒体上露面。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苏军占领下的匈牙利居民,他的生命有一大半被黑暗所包裹。他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他也不曾以“爱国者”自居,他说:“我目睹、我亲历这个国家的疯狂堕落,在妄想中自毁。每天,那些充满仇恨的国家捍卫者以及我真切的记忆,都驱使我疏远。我对她(祖国)的冷漠与日俱增。我也慢慢尝试着离去。然而语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这是多么奇怪。这种陌生的语言,却是我的母语。”他以写作对抗黑暗,以写作捍卫记忆。在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时,凯尔泰斯说过:“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无论讲什么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他的作品强烈反映着这个信息。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用他的笔,毕生反抗那些让人成为非人的力量。

    如果说对犹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奥斯威辛”,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则存在着一个永远的“文革”。这是一个真实的噩梦,而记载这个噩梦,依然是文化人的职责所在。可惜,在当代中国的文字材料中,这样的记录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当代汉语的耻辱以及使用汉语写作的人们的耻辱。陈凯歌意识到了这种耻辱,应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他写下了薄薄的一本《少年凯歌》。数年之后,《少年凯歌》才被辗转传回中国,才有中文版的问世。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也表明了在当下的语境下,言说和记载噩梦的困难。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迈出了第一步: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不堪回首”的历史,承认青春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为旁观甚至参与那个时代的罪孽而忏悔。仍有批评者指出,在对自己家庭和父辈的叙述中,陈凯歌还是有某些保留和回护。但我认为,对于陈凯歌来说,写下这些有“思痛录”意义的文字已是难能可贵了。毕竟陈凯歌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要说几句真话尤其困难。与某些一听“忏悔”就蒙起脸来匆匆逃跑的才子相比,与某些依然振振有词地宣称“青春无悔”的文人相比,与某些企图在“文革”的废墟中寻找“民主”种子的学者相比,陈凯歌的这种即便是“有限度”的自省,也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说一点真话总比完全说假话好。
   《少年凯歌》中的那个懵懂的少年,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中饿毙街头的“眼睛里泛着白光”的尸体,也看到了“文革”初始阶段北京红卫兵的血腥暴行。显然,陈凯歌的少年时代并没有享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仅仅属于作为高干子弟的“联动”分子们,属于作为军队及部委大院中的“大院子弟”的王朔们。那种“灿烂的阳光”不是真光,而只是镜子的反光。它只能欺骗眼睛,而不能保存记忆。《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光的灼痛呢?一位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在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中写道:“他的微笑,是一种隽永的姿态,对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的调和。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来是对他所感知的凶残和苦难的最慷慨的复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别人只感觉到凄凉和精神错乱的地方,他创造着作品和文化。”在灼痛中微笑,在一无所有中创造,这是凯尔泰斯的伟大之处,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最缺乏的质素。陈凯歌是一名有创痛感的文化人,从《孩子王》、《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他一直试图用电影完成记忆,完成对光与黑暗的定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他的野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不断地在退让、妥协和言不由衷。因此,他在《少年凯歌》中忧伤地写道:“我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时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死去朋友的脸。”他还是没有洞穿光的意义,而在历史的迷宫中陷入了困惑:“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了华发……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
   那个“文革”中成长的少年,似乎还在奔跑,还在呼喊。那时,曾经“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那时,眼看着母亲那么久那么久地被迫面壁而立,而自己只是呆若木鸡站在一旁;那时,眼见过那么多同学、战友、插友们疯的疯、死的死,四散飘零。于是,他只能这样写作:“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也正因此,陈凯歌把这本书,称为“我的自供书”。死亡是少年最好的老师,从看到死尸的眼睛的那一刻起,少年就从被欺骗中脱颖而出。“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在一段段镜头般细腻沉静的描述中,混杂着作者几多的依恋、自责和迷惑。我听到“中年凯歌”不断向“少年凯歌”发问,但总是得不到确定性的回答。
   《少年凯歌》既富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鲜活性。比如,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和灌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已然定格成一个“历史名词”。在官修的历史教科书中,老师把这个虚假的概念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宣讲。然而,有学者在详细研究了那三年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后指出,那三年不仅不是遭遇重大自然大灾害的三年,反倒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以,那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荒,与其说缘于天灾,不如说真正是缘于人祸。于是,又有人说,是苏联逼迫我们还债,灾难是苏修造成的。而陈凯歌则认为,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早在苏联逼迫还债之前。饥荒就已经在许多地方蔓延了。苏联的“背叛”并不是产生饥荒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他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还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依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起因。”
   《少年凯歌》摒弃了名人写自传时常有的自恋心态,而以普通人的视角娓娓道来,平实而真诚。陈凯歌看透了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一大堆论证“胜利者”何以“胜利”的文字垃圾,那里没有失败者的位置。陈凯歌认识到,那些堂而皇之的、摆在书架上的“历史”,也许比他本人虚构的电影世界还要不可信——在当代中国,电影(或者小说)与历史,究竟哪个是虚构的、哪个是真实的呢?《霸王别姬》这部倾注了陈凯歌最多心血的电影,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示出了生命鲜活的质地与文明衰朽的历程。在华丽和颓废中,在完美和破碎中,《霸王别姬》所凸显出来的“历史”,更迫近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哪个中国人能摆脱“优孟”的命运呢?我们的人生早已高度地戏剧化了,因而我们的戏剧比我们的人生更为真实。我们都是程蝶衣的观众,我们又都是程蝶衣本人。我们在观看程蝶衣被凌辱的命运,其实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时时处于被凌辱的位置?我们与程蝶衣一样,梦想自己成为光,却又被自己所灼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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