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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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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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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中国的信仰复兴、社会重建与制度转型——“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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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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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批评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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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温家宝正面回应《影帝》一书?
·温家宝如何取信于民?
·温家宝不是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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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光如何灼痛自己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藉藉无名。他不参与官方的作家协会,也不在媒体上露面。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苏军占领下的匈牙利居民,他的生命有一大半被黑暗所包裹。他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他也不曾以“爱国者”自居,他说:“我目睹、我亲历这个国家的疯狂堕落,在妄想中自毁。每天,那些充满仇恨的国家捍卫者以及我真切的记忆,都驱使我疏远。我对她(祖国)的冷漠与日俱增。我也慢慢尝试着离去。然而语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这是多么奇怪。这种陌生的语言,却是我的母语。”他以写作对抗黑暗,以写作捍卫记忆。在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时,凯尔泰斯说过:“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无论讲什么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他的作品强烈反映着这个信息。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用他的笔,毕生反抗那些让人成为非人的力量。

    如果说对犹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奥斯威辛”,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则存在着一个永远的“文革”。这是一个真实的噩梦,而记载这个噩梦,依然是文化人的职责所在。可惜,在当代中国的文字材料中,这样的记录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当代汉语的耻辱以及使用汉语写作的人们的耻辱。陈凯歌意识到了这种耻辱,应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他写下了薄薄的一本《少年凯歌》。数年之后,《少年凯歌》才被辗转传回中国,才有中文版的问世。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也表明了在当下的语境下,言说和记载噩梦的困难。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迈出了第一步: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不堪回首”的历史,承认青春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为旁观甚至参与那个时代的罪孽而忏悔。仍有批评者指出,在对自己家庭和父辈的叙述中,陈凯歌还是有某些保留和回护。但我认为,对于陈凯歌来说,写下这些有“思痛录”意义的文字已是难能可贵了。毕竟陈凯歌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要说几句真话尤其困难。与某些一听“忏悔”就蒙起脸来匆匆逃跑的才子相比,与某些依然振振有词地宣称“青春无悔”的文人相比,与某些企图在“文革”的废墟中寻找“民主”种子的学者相比,陈凯歌的这种即便是“有限度”的自省,也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说一点真话总比完全说假话好。
   《少年凯歌》中的那个懵懂的少年,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中饿毙街头的“眼睛里泛着白光”的尸体,也看到了“文革”初始阶段北京红卫兵的血腥暴行。显然,陈凯歌的少年时代并没有享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仅仅属于作为高干子弟的“联动”分子们,属于作为军队及部委大院中的“大院子弟”的王朔们。那种“灿烂的阳光”不是真光,而只是镜子的反光。它只能欺骗眼睛,而不能保存记忆。《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光的灼痛呢?一位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在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中写道:“他的微笑,是一种隽永的姿态,对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的调和。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来是对他所感知的凶残和苦难的最慷慨的复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别人只感觉到凄凉和精神错乱的地方,他创造着作品和文化。”在灼痛中微笑,在一无所有中创造,这是凯尔泰斯的伟大之处,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最缺乏的质素。陈凯歌是一名有创痛感的文化人,从《孩子王》、《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他一直试图用电影完成记忆,完成对光与黑暗的定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他的野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不断地在退让、妥协和言不由衷。因此,他在《少年凯歌》中忧伤地写道:“我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时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死去朋友的脸。”他还是没有洞穿光的意义,而在历史的迷宫中陷入了困惑:“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了华发……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
   那个“文革”中成长的少年,似乎还在奔跑,还在呼喊。那时,曾经“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那时,眼看着母亲那么久那么久地被迫面壁而立,而自己只是呆若木鸡站在一旁;那时,眼见过那么多同学、战友、插友们疯的疯、死的死,四散飘零。于是,他只能这样写作:“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也正因此,陈凯歌把这本书,称为“我的自供书”。死亡是少年最好的老师,从看到死尸的眼睛的那一刻起,少年就从被欺骗中脱颖而出。“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在一段段镜头般细腻沉静的描述中,混杂着作者几多的依恋、自责和迷惑。我听到“中年凯歌”不断向“少年凯歌”发问,但总是得不到确定性的回答。
   《少年凯歌》既富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鲜活性。比如,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和灌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已然定格成一个“历史名词”。在官修的历史教科书中,老师把这个虚假的概念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宣讲。然而,有学者在详细研究了那三年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后指出,那三年不仅不是遭遇重大自然大灾害的三年,反倒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以,那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荒,与其说缘于天灾,不如说真正是缘于人祸。于是,又有人说,是苏联逼迫我们还债,灾难是苏修造成的。而陈凯歌则认为,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早在苏联逼迫还债之前。饥荒就已经在许多地方蔓延了。苏联的“背叛”并不是产生饥荒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他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还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依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起因。”
   《少年凯歌》摒弃了名人写自传时常有的自恋心态,而以普通人的视角娓娓道来,平实而真诚。陈凯歌看透了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一大堆论证“胜利者”何以“胜利”的文字垃圾,那里没有失败者的位置。陈凯歌认识到,那些堂而皇之的、摆在书架上的“历史”,也许比他本人虚构的电影世界还要不可信——在当代中国,电影(或者小说)与历史,究竟哪个是虚构的、哪个是真实的呢?《霸王别姬》这部倾注了陈凯歌最多心血的电影,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示出了生命鲜活的质地与文明衰朽的历程。在华丽和颓废中,在完美和破碎中,《霸王别姬》所凸显出来的“历史”,更迫近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哪个中国人能摆脱“优孟”的命运呢?我们的人生早已高度地戏剧化了,因而我们的戏剧比我们的人生更为真实。我们都是程蝶衣的观众,我们又都是程蝶衣本人。我们在观看程蝶衣被凌辱的命运,其实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时时处于被凌辱的位置?我们与程蝶衣一样,梦想自己成为光,却又被自己所灼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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