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余杰文集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
*
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
*
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
*
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
*
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光如何灼痛自己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藉藉无名。他不参与官方的作家协会,也不在媒体上露面。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苏军占领下的匈牙利居民,他的生命有一大半被黑暗所包裹。他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他也不曾以“爱国者”自居,他说:“我目睹、我亲历这个国家的疯狂堕落,在妄想中自毁。每天,那些充满仇恨的国家捍卫者以及我真切的记忆,都驱使我疏远。我对她(祖国)的冷漠与日俱增。我也慢慢尝试着离去。然而语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这是多么奇怪。这种陌生的语言,却是我的母语。”他以写作对抗黑暗,以写作捍卫记忆。在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时,凯尔泰斯说过:“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无论讲什么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他的作品强烈反映着这个信息。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用他的笔,毕生反抗那些让人成为非人的力量。

    如果说对犹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奥斯威辛”,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则存在着一个永远的“文革”。这是一个真实的噩梦,而记载这个噩梦,依然是文化人的职责所在。可惜,在当代中国的文字材料中,这样的记录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当代汉语的耻辱以及使用汉语写作的人们的耻辱。陈凯歌意识到了这种耻辱,应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他写下了薄薄的一本《少年凯歌》。数年之后,《少年凯歌》才被辗转传回中国,才有中文版的问世。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也表明了在当下的语境下,言说和记载噩梦的困难。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迈出了第一步: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不堪回首”的历史,承认青春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为旁观甚至参与那个时代的罪孽而忏悔。仍有批评者指出,在对自己家庭和父辈的叙述中,陈凯歌还是有某些保留和回护。但我认为,对于陈凯歌来说,写下这些有“思痛录”意义的文字已是难能可贵了。毕竟陈凯歌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要说几句真话尤其困难。与某些一听“忏悔”就蒙起脸来匆匆逃跑的才子相比,与某些依然振振有词地宣称“青春无悔”的文人相比,与某些企图在“文革”的废墟中寻找“民主”种子的学者相比,陈凯歌的这种即便是“有限度”的自省,也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说一点真话总比完全说假话好。
   《少年凯歌》中的那个懵懂的少年,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中饿毙街头的“眼睛里泛着白光”的尸体,也看到了“文革”初始阶段北京红卫兵的血腥暴行。显然,陈凯歌的少年时代并没有享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仅仅属于作为高干子弟的“联动”分子们,属于作为军队及部委大院中的“大院子弟”的王朔们。那种“灿烂的阳光”不是真光,而只是镜子的反光。它只能欺骗眼睛,而不能保存记忆。《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光的灼痛呢?一位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在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中写道:“他的微笑,是一种隽永的姿态,对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的调和。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来是对他所感知的凶残和苦难的最慷慨的复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别人只感觉到凄凉和精神错乱的地方,他创造着作品和文化。”在灼痛中微笑,在一无所有中创造,这是凯尔泰斯的伟大之处,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最缺乏的质素。陈凯歌是一名有创痛感的文化人,从《孩子王》、《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他一直试图用电影完成记忆,完成对光与黑暗的定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他的野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不断地在退让、妥协和言不由衷。因此,他在《少年凯歌》中忧伤地写道:“我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时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死去朋友的脸。”他还是没有洞穿光的意义,而在历史的迷宫中陷入了困惑:“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了华发……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
   那个“文革”中成长的少年,似乎还在奔跑,还在呼喊。那时,曾经“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那时,眼看着母亲那么久那么久地被迫面壁而立,而自己只是呆若木鸡站在一旁;那时,眼见过那么多同学、战友、插友们疯的疯、死的死,四散飘零。于是,他只能这样写作:“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也正因此,陈凯歌把这本书,称为“我的自供书”。死亡是少年最好的老师,从看到死尸的眼睛的那一刻起,少年就从被欺骗中脱颖而出。“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在一段段镜头般细腻沉静的描述中,混杂着作者几多的依恋、自责和迷惑。我听到“中年凯歌”不断向“少年凯歌”发问,但总是得不到确定性的回答。
   《少年凯歌》既富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鲜活性。比如,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和灌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已然定格成一个“历史名词”。在官修的历史教科书中,老师把这个虚假的概念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宣讲。然而,有学者在详细研究了那三年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后指出,那三年不仅不是遭遇重大自然大灾害的三年,反倒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以,那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荒,与其说缘于天灾,不如说真正是缘于人祸。于是,又有人说,是苏联逼迫我们还债,灾难是苏修造成的。而陈凯歌则认为,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早在苏联逼迫还债之前。饥荒就已经在许多地方蔓延了。苏联的“背叛”并不是产生饥荒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他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还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依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起因。”
   《少年凯歌》摒弃了名人写自传时常有的自恋心态,而以普通人的视角娓娓道来,平实而真诚。陈凯歌看透了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一大堆论证“胜利者”何以“胜利”的文字垃圾,那里没有失败者的位置。陈凯歌认识到,那些堂而皇之的、摆在书架上的“历史”,也许比他本人虚构的电影世界还要不可信——在当代中国,电影(或者小说)与历史,究竟哪个是虚构的、哪个是真实的呢?《霸王别姬》这部倾注了陈凯歌最多心血的电影,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示出了生命鲜活的质地与文明衰朽的历程。在华丽和颓废中,在完美和破碎中,《霸王别姬》所凸显出来的“历史”,更迫近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哪个中国人能摆脱“优孟”的命运呢?我们的人生早已高度地戏剧化了,因而我们的戏剧比我们的人生更为真实。我们都是程蝶衣的观众,我们又都是程蝶衣本人。我们在观看程蝶衣被凌辱的命运,其实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时时处于被凌辱的位置?我们与程蝶衣一样,梦想自己成为光,却又被自己所灼伤了。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