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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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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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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寻找安慰?

   
   何处寻找安慰?
   ——评摄影家周传荣的系列作品
   
   我们必须尊重一片麦地,不是为了它自己,乃因为这是人类的营养。

   ——西蒙娜•薇依
   
   
   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陷入巨大的“空洞化”的深渊的时候,摄影是“空洞化”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一个艺术门类。在一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摄影图片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以《北京青年报》为开端的用整版篇幅刊登巨幅新闻图片,到以《新周刊》为代表的“时尚休闲类画报”成为阅读主流,摄影家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无比繁荣的“图片市场”。同时,柯达、富士、爱克发等国际著名胶卷生产商也开始赞助各类摄影活动,设置各种摄影奖项。这种“过度介入”,将作为艺术创造的摄影迅速纳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商业帝国”的体系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没有摆脱“泛政治化”和“权力崇拜”传统的中国摄影界,又面临着金钱的诱惑与招安。于是,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在各类摄影展览中,我看到的是一幅幅没有灵魂的画面。摄影家们都热衷于描绘“朱门酒肉臭”,而竭力回避“路有冻死骨”;他们看到了城市里越来越高的大厦和越来越宽的马路,他们认为这些就是“现代文明”辉煌的成果,用镜头表现这些事物就是摄影家的责任。然而,我却遇到了一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摄影家周传荣,他有一双跟别人不一样的眼睛——更确切地说,他有一颗跟别人不一样的心灵。
   最早,周传荣在江西拍摄自然风光和古老民居。后来,他来到“每一个空气分子里都渗透着金钱的气味”的广州,拍摄这个城市背后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广州的棚户区和贫民窟了,他在那些斑驳的墙壁和黯然的面孔上发现了城市的伤痕。终于有一天,有一个地方官员斥责他“专门拍摄广州的阴暗面”,他只好离开供职的报社,背着摄影包来到北京。几年来,他住在最破旧的四合院里,随着拆迁工程的实施,几经搬迁,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镜头。即便是那些几代居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也没有他那么熟悉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周传荣说,他要记载下历史、记载下心灵、记载下这些“会说话的房子”。
   当周传荣刚刚住进四合院一个没有暖气的小房子的时候,房东和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奇怪的外来者。他与他们的交流是从“厕所外交”开始的,在肮脏而拥挤的公共厕所里,周传荣与老人和孩子亲切地招呼和交谈,并把自己拍摄的照片给他们欣赏。于是,信任从厕所开始,老百姓们不仅不再拒斥他的镜头,而且自然而然地在他的镜头前欢笑、哭泣和诉说。日积月累,周传荣拍摄了数千张“北京胡同系列”的照片。在我看来,这些照片跟时下坊间流行的《老房子》之类的摄影图书具有截然不同的质地。我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呼吸和汗水,以及被拍摄的人物的哀伤和痛苦。对于正在消失的、一片又一片的四合院,周传荣的态度与那些装模作样地“痛心疾首”的“文化学者”全然不同。那些文化名人向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周传荣却每时每刻都与百姓们生活在一起,他学会了冬天怎样使用“土暖气”,也学会了如何从老鼠洞中抓老鼠,他真切地体会到这一切与“诗情画意”无关。对于某些文化名人来说,关心四合院的存亡是表达他们的“文化关怀”的最佳切入点;而对老百姓来说,无论在四合院里还是在高楼大厦里,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安慰”、“尊严”和“爱”——这正是周传荣独到的发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失去安慰的城市里。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安慰,也没有要去安慰别人的意识。基于这样的视角,周传荣捕捉到了若干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受伤的老房子在流血,被漠视的老百姓在任由伤口溃烂,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安慰呢?正像海子所追问的那样:“天空一无所有,有谁给我安慰?”
   在周传荣所拍摄的照片中,主角大多是“劳苦负重担的人”。他的作品中有“乞丐系列”、“民工系列”、“妇女系列”等等。他不愿拍摄财经报刊上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也不愿拍摄小资画报中那种刻意制造的浪漫,却愿意跟乞丐、民工、流浪者以及胡同里像“压伤的芦苇”一样的老百姓交朋友。他没有金钱,也没有特权,解决不了他们的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至少还能用镜头来给他们唯一的安慰。一生尝试着像工人和农民一样生活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伊曾经写道:“人类良知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改变。数千年前,埃及人就在思考,一个人在他死后其灵魂绝不会得救,假如他不能说:‘我没有让任何人忍饥挨饿。’每一个基督徒都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会面临基督这样的话:‘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的。’所有人看来都处在通向这样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遭受饥馑。要是向任何一个人问一个原则问题:假如一个人有丰富的食物,当他发现有个人倒在他门口饿得奄奄一息,行将离世,而他却从那人身边跨了过去;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同样,周传荣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物质的匮乏,乃是心灵的隔绝。他与街坊们一起啃着热气腾腾的烤红薯,他帮助面临拆迁的老人联系新闻媒体反映问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暂时”来到这里的“摄影家”,更重要的是,自己也是也知冷知暖的“扎根”的“人”。一个冷酷自私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其背后也不可能没有灵魂的言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摄影在内的一切的文学和艺术,都是失去了安慰的人类彼此给予对方的温暖。我在周传荣的“城市雕塑系列”、“古玩系列”、“警察系列”等作品中看到了作者冷峻而严厉的批判意识,比如他对欲望的批判、对麻木的批判、对狂妄的批判、对权力的批判以及对虚假的批判,无不切中时弊、庖丁解牛;同时,我在周传荣更多的作品中发现的却是一颗在星空下哭泣的心灵,在那些黑白分明却无能为力的时刻,哭泣也许是最真诚的表达。
   长期以来,周传荣的作品没有得到“摄影界”的认可,或者说,“摄影界”无法面对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很少有发表的机会,也很少遇到知音的回应。这样的命运也许是一种必然。德国作家黑塞说过:“艺术家和思想家的道路,是值得做任何献身的美丽的道路。对真理的热爱,拥有想要进入美之国度的热望,心中强烈愿望承受此光芒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常孤独,不被理解而终其一生。或许有好几次回返少年时代反抗和毫无责任的态度,但他的命运仍是高贵,意义深远,付出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我有好几次看到周传荣面对自己拍摄的一大堆照片放声痛哭,这让我想起了抱着挨打的马痛哭的哲学家尼采。尼采为什么会抱着一匹“素不相识”的老马痛哭不已呢?因为“感通”,因为他在想象中觉得马的无辜挨打,就如同自己的挨打。为什么尼采会如此觉得呢?因为他对马的生命价值和马的自由的认同:本来在大自然中长啸奔驰的马,如此优美,如此自由,其生命的价值如此高贵。被人类以巧智驯化以来,与人共同生活千万年,付出如此多的忠实的辛劳,有何对不起人类的地方?人类有什么理由动辄残酷鞭打它?自由的灵魂是相通的,对人类已经绝望的诗人哲学家,看见自由、高贵的马受到卑鄙的人类的无理摧残,无以诉诸言词,终于失声痛哭起来,哭得如此伤心。在我看来,周传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痛哭,他在“都市的村庄”中不断受到伤害,那些被压迫、被捉弄、被挤压的弱者的命运他全都“感同身受”。受伤之后怎么办呢?他用摄影创作来为自己疗伤,每一张照片都是他的一滴泪水凝结而成的。
   从世俗的意义上来看,周传荣是一个“失败者”。然而,正如黑塞所说:“对艺术家而言,除完成自己的艺术之外,并没有向什么事‘挑战’的意义。当然,有的艺术家有时是世界改良者、斗士、传教者。但其努力是否成功,不在于其信念与热望,而在于作为艺术家之业绩的本质上。”周传荣为我们留下一张张他用心灵拍摄的照片,这就足够了——这些能够发出温暖的照片,本身就是一无所有的我们难得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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