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乡村生死场]
余杰文集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
*
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
*
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
*
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乡村生死场

   
   乡村生死场
   ——《乡事十记》序
   
   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母题。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的诞生不足百年;相对于海洋般广袤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不过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知识分子只有身处都市方能发挥其“文化催化器”的功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来自于乡村,即便是最为“西化”和“洋化”的胡适,也终身不改他那乡下人的气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观照乡村的时候,一般都从两个角度锲入:一是个体生命与乡村的关系,二是权力与乡村的关系,而这两个角度却又“剪不断、理还乱”,无法间离与分割。

   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过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大脑“过滤”的乡村:有鲁迅的绍兴,有沈从文的湘西,有萧红的东北,也有沙汀的四川;有莫言的高密,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有李锐的吕梁山,也有刘亮程的新疆。今天,又多了许宏泉在《乡事十记》中为我们描述的皖东乡村。
   鲁迅的《阿Q正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小说”和“农民小说”。《阿Q正传》揭示了乡村与现代国家权力之间荒谬的关系:现代国家权力无力全面统治乡村,却又开始入侵乡村并企图将乡村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网络”之中;同时,乡村里的人们依然处于某种“自然状态”,在“不争”与“不幸”的漫长循环中麻木着。鲁迅精辟地描述了乡下人对“革命”的看法——
   “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就动手剪辫子,听说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尔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这种“蒙昧”的状况,未免让激情澎湃的孙中山和黄兴们感到沮丧。但这却是真实的“乡下人的思维”。他们对于“改朝换代”漠不关心,却为保存自己的辫子而杞人忧天。他们天真地以为,“不上城”就可以避免受到现代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改造,继续过自己原有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并不“幸福”、并不“诗情画意”,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自从“革命兴起”之后,阿Q们便再也不能享受“化外之民”的“自由”了。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的阿Q,却被冠以“革命”的罪名而被杀。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现代中国“等待戈多”式的开端。
   在许宏泉的《乡事十记》中,我特别注意到《生与死》一篇。这篇几千字的短文堪称《阿Q正传》的“姊妹篇”,它是为“后阿Q时代”所作的一个小小的“脚注”。在中国的乡村里,“生命意识”淡如水、薄如纸,正如《生与死》的开头所说的那样:“乡下人说,生和死就像一根绳子,一头是生,一头是死,生的开始就是朝死奔走的日子。绳子拉个圈,生和死本就挨着,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是回到生之前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各安其命”的民间信仰,人们以此来麻醉日常的苦难、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也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杜赞奇在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指出,在传统中国,“国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但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国家权力则逐步摧毁了以上所有的渠道,而直接粗暴地对乡村进行干涉。
   《生与死》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树的女人改快要临产了。改曾经三胎难产,孩子一落地就没了气。这次,树精心呵护着女人,巴望着她生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小子。恰恰在这个时候,队长来催促树参加集会。树要留在家里照顾女人,队长训斥他说:“树,你想过没有,毛主席死了,全国人民都戴孝,今天上午九点轮到我们大队去追悼,你还推三落四,你还是不是党员,你有没有良心。”是毛主席重要,还是孩子老婆重要?对于树以及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主席的灵堂设在公社的大会堂。追悼仪式开始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人们哭成一片。树却好像听见了女人在凄凉地叫喊,他使劲咬着嘴唇,心里念着:毛主席啊,树坏心了,树忘本了,很私心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没有我和改了。他默默念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保佑平安……
   仪式结束了,树拼命往家里跑,他和邻居们一起用门板将改抬往卫生院。孩子生下了,医生却说,来晚了,大人保不住了,失血太多了。
   在这个白描式的故事中,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许宏泉就这样不加任何评说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不,这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的乡亲们活生生的生活。许宏泉选择了“笔记小说”的形式,但他的“笔记小说”与贾平凹装神弄鬼的“商州系列”迥然不同,他笔下的是一个“带着血的蒸汽”的乡村,一个被权力凌辱和扭曲的乡村。
   《牛奔子》一篇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担任队书记的老牛奔子发现了两个来偷公家洋芋的女人,一个是李家的女人,一个是她娘家的妹子。老牛奔子威胁要告发她们“破坏生产”的罪行,两个女人吓得瘫倒在他的脚下。老六奔子淫心大起,提出如果十六岁的小妹子任他玩弄,他不仅会放过她们,而且让姐姐在田埂上任意挖一些洋芋。田埂下,妹子发出一声声的哀求和惨叫;田埂上,姐姐感到一阵阵的揪心,扔下了锄头,抡起双手死命地扒,指头已经渗出了血,她好像一点也没感觉,一个劲,不停地扒……这个残酷的场景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想起了《圣经》中的话:“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那个受到侮辱的乡村小妹,就是我们自己的妹妹;她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忽视乃至蔑视她们的命运,我们自己不久之后也会招致灭顶之灾。然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真实。文学已经堕落为权力的装饰和谎言的奴仆,与此同时,作家们则升华为高雅的“城里人”。
   《乡事十记》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无比沉重。许宏泉既非文坛达士,也非学界名流,而是一名自我放逐的“边缘人”。在人人都在标榜“边缘”的今天,连刘心武也开始自称为“边缘作家”了。于是,“边缘”变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词语。但是,许宏泉的“边缘”是真正的“边缘”,这本《乡村十记》便是他的“身份证”。他是边缘人,自由人和乡下人。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还生活着的乡村,用天才女作家萧红的话来说,那里是没有边际的“生死场”。卑微的我们,能够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改变吗?我们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或者可以袖手旁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作出了坚定的判断:“只要还有一个持异议者关在牢里,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只要还有一个儿童在挨饿,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痛苦和耻辱。所有这些牺牲者的最高需求,是知道他们并不孤独,知道我们没有遗忘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时,我们会把自己的借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时,我们自由的质量也依赖于他们的自由。”那么,许宏泉笔下的那些沉默者、痛苦者和牺牲者们,孤苦的祥子妈、憨厚的老铁匠、因信基督而被批斗致死的表婶以及喝农药的女人们,都将因为许宏泉的记忆、描述、理解、同情和悲悯而再度复活。
   
   2003年4月8日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