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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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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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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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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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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最近,北京锦华咨询有限公司和点津网站对京沪两地的大学生择业取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生一般都看重具有权威的职业;而在处于经济中心的上海,大学生们更推崇能够带来高收入的职业。在北京大学生的心目中,声望最高的职业是市长,紧跟在后面的是公务员和管理阶层;而在上海大学生的心目中,排名第一的职业则是电脑网络工程师,紧跟在后面的是外企的商务代表和公司经理等。

   看到这一调查结果,我不禁从心底里佩服鲁迅先生的眼光。鲁迅成名以后的生活,一半在北京度过,另一半在上海度过。他的后半生几乎可以用“双城记”来形容。因此,鲁迅对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特质都有着深切的体认,并且在细致的比较中发现了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两地的差别。鲁迅说,北京是一座几百年皇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许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官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而上海是一个开埠不到一百年的冒险家的乐园,居住在上海的人们,许多都成为了商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也就是说,北京是为“官”服务的城市,上海是为“商”服务的城市。鲁迅在文章中对“京城痞子”和“洋场恶少”都有过相当严厉的批判。但相比而言,北京的那种“官”文化,与黑暗的传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而上海的那种“商”文化,来自于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西方,虽然“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鲜血”,但毕竟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某种新鲜的养料。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理解鲁迅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居住。除了现实生活中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外,这一选择还隐含着鲁迅对这两个城市文化特性的不同评价。在“坏”与“次坏”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次坏”。鲁迅没有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但上海的租界毕竟为他提供了一处栖身之地。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一切又都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们,依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身在浓重的官场文化氛围当中,谁又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民谣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里确实是官大一级也会压死人。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系列,写出了初进官场的大学生小林的可怜与可悲,但这种“软刀子杀人”的官场现实并没有阻止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小林的道路“前赴后继”。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都视之为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前几年轰动一时的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不仅没有消除“市长”和“市委书记”头上的“神光圈”,反而使之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如果没有陈希同案件的曝光,大学生们投票将“市长”作为职业首选的概率,也许不会如此之高。因为大学生们从案件中发现,身居一市之长,不是有了多少为民众谋福利、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机会,而是拥有了无限的、贪污腐败的机会。权力、金钱和美女,对于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于连”),哪会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呢?除非你是雷锋或者保尔,可是雷锋和保尔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们不过是领袖和作家共同捏造出来的人物罢了。
   同样,今天上海的大学生们也回归了昔日上海的传统。他们崇尚个人奋斗、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比“学而优则仕”有了一些进步。不过,上海的文化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就是“洋场恶少”和“白脸小开”的习气。上海人往往把自己当作“高等华人”——他们在洋人面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在外地人面前却又俨然是趾高气扬的主子。今天,上海半吊子的商业文化中更是渗透进了强大的权力因素,权力与国际资本的合作在这里催生了一个经济奇迹。近二十年来上海的“发达”,与其说是更多是源于自身的优势,不如说是更多是因为中央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因此,他们对体制的态度比其他地方还要“驯服”。这里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也没有庞大的、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群体。上海是一个最缺乏人文关怀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空气里弥漫着的是金钱单一的气味。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却没有一本有品位、有锋芒的刊物和一份直面现实、凸显真实的报纸,难道很正常吗?这些问题,上海的大学生们很少去思考——他们容不得别人说上海的坏话。他们以为有了钱就有了文化、有了自由、有了幸福,他们彻底错了。
   遗憾的是,在京沪两地大学生们的职业选择中,除了“大学教授”之外,对其他一切文化、教育工作都不屑一顾。这不是说明大学生们的素质降低了多少,而是说明今天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状况和工作待遇实在是太糟糕了。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中小学教师则生活困窘、地位低微。对于这样一些职业,大学生们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么会“主动献身”呢?
   由大学生们的人生理想可以看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大学里都缺乏基本的人文熏陶。我们的大学仅仅是一个流水线一般的“职业训练所”,大学理想早已泯灭了。美国学者博耶指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作准备,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这一目标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海市蜃楼”和“空中楼阁”。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官和商唱主角,而不给文化以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很难走出一条健康和平衡的道路。如果作为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也普遍漠视文化,而对权力和金钱顶礼膜拜,那么平民阶层更是弃公民道德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这个社会的总体病症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施加疗救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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