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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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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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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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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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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战争语言

   
   告别战争语言
   
   
   不久前,《南方周末》报道了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中国的野生大豆申请专利的事件,一时间舆论大哗。紧接着,该报又发表了题为《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的后续报道。我对此事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关注。不过,我把它看作一个法律、科学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有趣事件。在中国加入关贸协定的今天,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接受一套崭新的商业规则,而且还要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既需要权利意识的觉醒,又需要义务观念的确立。

   但是,读到《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这样的标题时,我的心里却十分不舒服。刺激我的是“保卫战”这个词语。它太重了——一次狡猾的抢注专利事件,还远远达不到要我们以“保卫战”来应对的严重程度。这是一种弱者的“过度反应”。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战争术语和军事术语一直有一种病态的偏爱。虽然早已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我们的心态并没有完全调整到“和平年代”。在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报刊中,与战争和军事活动相关的、或将战争泛化的语言比比皆是。播音员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诸如“文化战线”、“教育战线”、“新闻战线”一类的词语,领导干部会慷慨激昂地高声宣布“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来一次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法学家贺卫方曾经谈到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话语被战争语言毒化的状况:“司法界被称为‘司法战线’,法官之间乃‘战友关系’,人们经常说要发挥法院的‘前沿阵地’和‘战斗堡垒’作用,法官要‘能征善战’,有时还要‘大兵团作战,……力求每战必胜’。”连“法言法语”也受到了战争话语的腐蚀,可见其流毒之广。最近,昆明市检察院规定,在法律文书中禁止使用“狗急跳墙”、“丧心病狂”之类的语言来形容犯罪嫌疑人。对此,贺卫方给予积极的评价:“此举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检察官在语词风格上有所改变,但是,法律语词事关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事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乎法治的基本准则是否得以遵循。考察一国法治的程度,法律话语是否足够理性化乃关键指标之一。”
   贺卫方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然而,这种改变仅仅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发生。在其他广阔的生活范围内,战争话语依然泛滥成灾。我们把政治学习、“严打”、反腐、申奥、抗洪、环保、计划生育等统统当作“战争”来看待。我们很少使用“和平”、“爱”、“温柔”、“宽容”、“权利”、“尊严”这样一些字眼,即使偶尔使用一次,也显得羞羞答答。反之,我们在使用与战争、暴力有关的字眼时,却显得理直气壮、“雄赳赳气昂昂”。其实,我们对战争的残酷和邪恶缺乏必要的体认。在我们制作的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战争通常呈现出一种“凯歌高奏”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色彩,它通常遵循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准则——正义一方必然获得胜利、邪恶一方必然走向失败。于是,战争成为一场盛大的狂欢活动和一个关键的历史环节。
   长此以往,我们把战争“生活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自觉地、轻率地使用着无数与战争相关的语汇。在上面那则报道中,一个专利保护和基因研究的事件,居然也被冠以“保卫战”的名称,这是记者的潜意识。在孩子们的作文中,就已经开始频频地使用类似的字眼了。我想反问的是:战争真是一件好事吗?古人早就说过,“兵”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物”,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千百万家庭的幸福。有一位西方诗人说过:“每一颗子弹,击碎的都是母亲的心房。”然而,有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热爱屠杀同胞的战争却胜过热爱和平:民国时代,军阀混战年年有、月月有,同胞杀同胞一点也不手软;共和国建立以后,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则以一种“准战争”的形式不断上演。伟大领袖就是一个天生的“战神”,他的文集几乎就是“军事文集”,没有战争的生活是他无法接受的。从领袖嘴里时不时地冒出“带着部队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来,这显然不仅仅是向那些“变修了”的战友们发出的威胁。一九六四年,毛、刘因四清运动性质发生了分歧。据薄一波和安子文回忆,有了分歧后,毛曾对刘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在后来的确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也很顺利。在领袖的影响下,共和国文化被打上了鲜明的“战争文化”和“军事文化”的烙印。人们都在模仿领袖的口吻,人们的话语中都充满了“王者之气”(或者鲁迅所说的“山大王气”)。“共和”成了一个被“闲置”的概念。
   我在乡下看到过不少气势汹汹的标语:某地林业部门为了遏制滥砍滥伐现象,贴出了“你砍树,我砍人”的标语;某地计划生育部门则号称“谁超生,就让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位网友也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其一,在广东佛山,一个凶手纠集一群歹徒暴打一位大学教授。当凶手被人告知其施暴的对象是该市唯一的一位博士时,该凶手回答:“什么博士,北大校长我都敢打!”其二,湖北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一个负责人,在面对就一名对非法拘禁案进行调查的律师时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样?抓也就抓了。平反,恢复名誉是以后的事!”其三,西安市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种植五场场长蒲渭滨,对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看谁能把我咋啦!”他们活像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巴顿将军。这样的人整天都与我们生活中一起,是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只要我们多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战争语言和军事语言淹没了,听听那些执法者和官员们的口头禅吧——“什么是法?我们就是法!”、“在这里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知道你们是电视台的,电视台算什么东西?我会揍死你们!”、“我们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法律是天平,把天平砸向犯罪分子的头!”面对这些硝烟味十足的话,我不禁疑惑: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呢,还是生活在“谁有力气谁就是老大”的梁山泊?更可怕的是,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是在信口雌黄、并不是在拿大话和空话吓人,他们说的是“大实话”,这些话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实情——令人毛骨悚然的实情。
   “毛式语言”和“毛式思维”已然内化到我们的血液里。一种“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积淀了下来,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言说方式和生活方式沿袭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告别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二十世纪,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互相撕咬的丛林和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自己也在参与着恐惧的制造;我们受到暴力的伤害,自己也增添着暴力的泛滥。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起了甘地。当我面对网上丑恶和蛮横的谩骂时,我毅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甘地的信徒。然而,我立刻遭到更为猛烈和尖锐的辱骂。那些人认为,不是甘地战胜了暴力,而是暴力消灭了甘地——在他们的眼中,最终死于暗杀的甘地是一个可笑的疯老头。所以,他们要沿着暴力的道路往前走。
   尽管如此,我没有回骂任何人。对于深陷于暴力和邪恶之中而无力自拔的那些同胞,我唯有深深的悲悯和同情。当然,他们的罪恶也有我的一部分,我跟他们并没有“天壤之别”。在批评他人身上的迷狂之前,首先要检讨自己所浸染的病毒。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最好的解毒剂。甘地认为,暴力和战争是人类最大的错误,阻止战争是非暴力的信仰者的重要责任。甘地看到了文明所受到的威胁与挑战,他也知道坦克和飞机的可怕,但他还是站了出来,站成了弱者的脊梁,站成了卑贱者的希望,站成爱的化身。有时候,我不禁要痛苦地感叹:虽然印度与中国在地理上接壤,但是甘地为什么离中国如此之远呢?尽管甘地在中国被“堂吉诃德”化了,但我仍然坚信:“甘地精神”将是中国文化凤凰涅槃时所必须的“催化剂”。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换上“爱的言说”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状态。我想,如果有一天,甘地的言说和甘地的思想能够像青草和鲜花一样生长在我们这片渗透了太多鲜血和仇恨的土地上,那么“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欺压者与受欺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马丁•路德•金语)就会在中国终结,神州也将成为真正的“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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