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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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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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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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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战争语言

   
   告别战争语言
   
   
   不久前,《南方周末》报道了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中国的野生大豆申请专利的事件,一时间舆论大哗。紧接着,该报又发表了题为《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的后续报道。我对此事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关注。不过,我把它看作一个法律、科学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有趣事件。在中国加入关贸协定的今天,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接受一套崭新的商业规则,而且还要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既需要权利意识的觉醒,又需要义务观念的确立。

   但是,读到《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这样的标题时,我的心里却十分不舒服。刺激我的是“保卫战”这个词语。它太重了——一次狡猾的抢注专利事件,还远远达不到要我们以“保卫战”来应对的严重程度。这是一种弱者的“过度反应”。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战争术语和军事术语一直有一种病态的偏爱。虽然早已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我们的心态并没有完全调整到“和平年代”。在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报刊中,与战争和军事活动相关的、或将战争泛化的语言比比皆是。播音员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诸如“文化战线”、“教育战线”、“新闻战线”一类的词语,领导干部会慷慨激昂地高声宣布“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来一次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法学家贺卫方曾经谈到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话语被战争语言毒化的状况:“司法界被称为‘司法战线’,法官之间乃‘战友关系’,人们经常说要发挥法院的‘前沿阵地’和‘战斗堡垒’作用,法官要‘能征善战’,有时还要‘大兵团作战,……力求每战必胜’。”连“法言法语”也受到了战争话语的腐蚀,可见其流毒之广。最近,昆明市检察院规定,在法律文书中禁止使用“狗急跳墙”、“丧心病狂”之类的语言来形容犯罪嫌疑人。对此,贺卫方给予积极的评价:“此举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检察官在语词风格上有所改变,但是,法律语词事关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事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乎法治的基本准则是否得以遵循。考察一国法治的程度,法律话语是否足够理性化乃关键指标之一。”
   贺卫方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然而,这种改变仅仅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发生。在其他广阔的生活范围内,战争话语依然泛滥成灾。我们把政治学习、“严打”、反腐、申奥、抗洪、环保、计划生育等统统当作“战争”来看待。我们很少使用“和平”、“爱”、“温柔”、“宽容”、“权利”、“尊严”这样一些字眼,即使偶尔使用一次,也显得羞羞答答。反之,我们在使用与战争、暴力有关的字眼时,却显得理直气壮、“雄赳赳气昂昂”。其实,我们对战争的残酷和邪恶缺乏必要的体认。在我们制作的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战争通常呈现出一种“凯歌高奏”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色彩,它通常遵循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准则——正义一方必然获得胜利、邪恶一方必然走向失败。于是,战争成为一场盛大的狂欢活动和一个关键的历史环节。
   长此以往,我们把战争“生活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自觉地、轻率地使用着无数与战争相关的语汇。在上面那则报道中,一个专利保护和基因研究的事件,居然也被冠以“保卫战”的名称,这是记者的潜意识。在孩子们的作文中,就已经开始频频地使用类似的字眼了。我想反问的是:战争真是一件好事吗?古人早就说过,“兵”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物”,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千百万家庭的幸福。有一位西方诗人说过:“每一颗子弹,击碎的都是母亲的心房。”然而,有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热爱屠杀同胞的战争却胜过热爱和平:民国时代,军阀混战年年有、月月有,同胞杀同胞一点也不手软;共和国建立以后,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则以一种“准战争”的形式不断上演。伟大领袖就是一个天生的“战神”,他的文集几乎就是“军事文集”,没有战争的生活是他无法接受的。从领袖嘴里时不时地冒出“带着部队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来,这显然不仅仅是向那些“变修了”的战友们发出的威胁。一九六四年,毛、刘因四清运动性质发生了分歧。据薄一波和安子文回忆,有了分歧后,毛曾对刘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在后来的确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也很顺利。在领袖的影响下,共和国文化被打上了鲜明的“战争文化”和“军事文化”的烙印。人们都在模仿领袖的口吻,人们的话语中都充满了“王者之气”(或者鲁迅所说的“山大王气”)。“共和”成了一个被“闲置”的概念。
   我在乡下看到过不少气势汹汹的标语:某地林业部门为了遏制滥砍滥伐现象,贴出了“你砍树,我砍人”的标语;某地计划生育部门则号称“谁超生,就让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位网友也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其一,在广东佛山,一个凶手纠集一群歹徒暴打一位大学教授。当凶手被人告知其施暴的对象是该市唯一的一位博士时,该凶手回答:“什么博士,北大校长我都敢打!”其二,湖北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一个负责人,在面对就一名对非法拘禁案进行调查的律师时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样?抓也就抓了。平反,恢复名誉是以后的事!”其三,西安市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种植五场场长蒲渭滨,对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看谁能把我咋啦!”他们活像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巴顿将军。这样的人整天都与我们生活中一起,是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只要我们多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战争语言和军事语言淹没了,听听那些执法者和官员们的口头禅吧——“什么是法?我们就是法!”、“在这里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知道你们是电视台的,电视台算什么东西?我会揍死你们!”、“我们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法律是天平,把天平砸向犯罪分子的头!”面对这些硝烟味十足的话,我不禁疑惑: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呢,还是生活在“谁有力气谁就是老大”的梁山泊?更可怕的是,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是在信口雌黄、并不是在拿大话和空话吓人,他们说的是“大实话”,这些话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实情——令人毛骨悚然的实情。
   “毛式语言”和“毛式思维”已然内化到我们的血液里。一种“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积淀了下来,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言说方式和生活方式沿袭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告别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二十世纪,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互相撕咬的丛林和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自己也在参与着恐惧的制造;我们受到暴力的伤害,自己也增添着暴力的泛滥。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起了甘地。当我面对网上丑恶和蛮横的谩骂时,我毅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甘地的信徒。然而,我立刻遭到更为猛烈和尖锐的辱骂。那些人认为,不是甘地战胜了暴力,而是暴力消灭了甘地——在他们的眼中,最终死于暗杀的甘地是一个可笑的疯老头。所以,他们要沿着暴力的道路往前走。
   尽管如此,我没有回骂任何人。对于深陷于暴力和邪恶之中而无力自拔的那些同胞,我唯有深深的悲悯和同情。当然,他们的罪恶也有我的一部分,我跟他们并没有“天壤之别”。在批评他人身上的迷狂之前,首先要检讨自己所浸染的病毒。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最好的解毒剂。甘地认为,暴力和战争是人类最大的错误,阻止战争是非暴力的信仰者的重要责任。甘地看到了文明所受到的威胁与挑战,他也知道坦克和飞机的可怕,但他还是站了出来,站成了弱者的脊梁,站成了卑贱者的希望,站成爱的化身。有时候,我不禁要痛苦地感叹:虽然印度与中国在地理上接壤,但是甘地为什么离中国如此之远呢?尽管甘地在中国被“堂吉诃德”化了,但我仍然坚信:“甘地精神”将是中国文化凤凰涅槃时所必须的“催化剂”。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换上“爱的言说”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状态。我想,如果有一天,甘地的言说和甘地的思想能够像青草和鲜花一样生长在我们这片渗透了太多鲜血和仇恨的土地上,那么“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欺压者与受欺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马丁•路德•金语)就会在中国终结,神州也将成为真正的“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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