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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中国的信仰复兴、社会重建与制度转型——“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神州处处皆酷刑
·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大国”崛起,“寡民”沉沦——评央视《大国崛起》专题片及丛书
·朱厚泽一眼看穿胡比江更坏
·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这个少将不是人,天蓬元帅下凡尘
·我为什么批评温家宝?
·莫道人人说影帝,西游演罢是封神——温家戏班中“跑龙套”演员的“绝妙好词”
·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温家宝正面回应《影帝》一书?
·温家宝如何取信于民?
·温家宝不是赵紫阳
·太平天子言德治,末代之君反三俗
·当总理,还是当地质专家?——评温家宝在江西、湖南水灾灾区的言行
·温家宝缺乏胡耀邦的真精神
·温家宝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吗?
·美国强大非偶然,“中国奇迹”是空谈——读《周有光百岁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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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近几年来,中国各大高校之间兴起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合并风潮”。最近一次倍受瞩目的合并是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这一合并受到教育部门高级官员的嘉许,国内传媒也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进行报道。

   “以大为美”在高等教育界形成一时之风尚。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市的若干所院校,号称中国大陆学科体系最齐全、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重庆大学与重庆建筑大学合并、武汉大学与同济医学院合并、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等等,也都引人注目。有的城市,由合并进而引发几所老牌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例如在武汉两所规模最大的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分别吞并了好几所专业院校,企图在“蚕食”中壮大自己、压倒对方。另外的一些城市里,则出现了一所大学“独占鳌头”的局面,例如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就在策划吞并位于同一城市的大部分院校,从而使得自己在广州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某些城市里,干脆将原有的一大批二流学院全部合并成一所庞大的大学。比如新成立的上海大学,就因为合并了数家专业院校而突然就膨胀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宏大的大学”。
   然而在我看来,就合并而言,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利弊并不一样。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算是“水到渠成”。因为在五十年代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之前,北医大就是北大的医学院。两校之间渊源深厚,近年来也合作亲密,北大生物系与北医大某些学科实行共同招生。此次合并有利于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相反,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就有教育界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工艺美院需要自由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它的教学与清华严谨务实的校风迥然不同,生硬地将两校合并在一起,丝毫起不到互补的结果,无异于“拉郎配”。两所学校一所在城市的西北,一所在东部,相隔数十公里,“统一管理”显然不现实,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合并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呢?
   据说,天津市正在策划将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并。其他地区依靠大学合并,已经让自己省区内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排名靠前了不少。如果天津再不合并,两所名校“单打独斗”,则难以挤入全国前十名。所以,地方领导便异想天开地拿出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来。然而,有学者却声称,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官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雄厚;而南开大学的前身则是以文理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私立大学,两校在历史、性质、校风、发展方向等方面均“风马牛不相及”,强迫它们在短时间内合并,就好像将不同血型的血液强制输入一个人的体内,必将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使得两所学校的特色和传统都受到严重伤害。可以说,当一所“四不像”的“巨无霸”产生的时候,也将是两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老牌大学“寿终正寝”的时候。
   隐藏在盲目的合并行为背后的,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大学是否越大越好?合并所带来的结果究竟是“一加一大于二”,还是“一加一小于二”?(这道连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都会回答的算术题,放在此处,我们的教育专家们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将答案脱口而出)我想继续我的追问:第一流的学术水平难道真的能够在简单的合并中产生吗?仅仅进行名义上的合并而没有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变革和教学体制上的全面更新,中国的大学就真能够“超英赶美”吗?盲目扩招和大学合并,是否又是一轮新的“教育大跃进”呢?
   中国的大学当然需要变革,但胡乱的合并非上策。今天的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重新建构大学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恢复民国时代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足鼎力的格局,让各类大学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时,建立起一个由研究性大学、地区性大学、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等共同构成的、立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大学和学院各自吸引不同层次的生源,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
   显然,比合并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学者丁学良对大学制度的建设有一番精彩之论。他认为,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大学之大”,确乎不在于建筑之大、面积之广(还有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级别之高”——不少北大学生就以北大是唯一的一所“副部级大学”而洋洋得意),也不在教授和学生人数之多,更不在资金的充裕、实力的雄厚。“大学之大”乃在于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的程度。而要拥有真正的学术独立和教育自由,必须要有法律切实而严密的保障。否则,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像是“巨无霸”的大学,因为内部并没有钢筋铁骨的支撑,往往风雨未来而根基先垮。近年来,经过一番或者是“水到渠成”、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合并,中国的确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巨型大学”来。但是,哪一所大学不是按照衙门的方式来构架的呢?在这些学校里,党政及后勤系统之庞大举世罕见,而真正从事教学科研的职位却受到严格限制。“无法”自然就导致“无天”,大学成了一个人人都想扑上去啃一口的大蛋糕。这一艘艘“负债累累”的“航空母舰”究竟能够行驶多远呢?
   没有制度保障,也就没有大学精神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与其由主管部门“乱点鸳鸯谱”大肆合并,不如老老实实地静下心来完成制度建构和权力转移。对比西方成熟的大学制度,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正如丁学良所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那些患上了“合并瘾”的教育官员们,真该听听丁学良的真知灼见。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合并,并非合并减少了官僚的职位,恰恰相反倒是增加了官僚的职位——在原有的各所大学的组织建构上面,又增加了一层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怎么会放弃大学“衙门化”的努力呢?
   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权力社会,大学当然也不可能是一块“净土”。权力的干预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不改变这种状况,北大清华永远也赶不上哈佛。哈佛大学何以成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然而,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哈佛的独立地位。连校长都是由“上面”指派的,惶论教授呢?同时,今天中国的大学还日益受到金钱的侵蚀。那么,在更加商业化的美国,哈佛的处境如何呢?劳伦斯•萨默斯指出,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即便是大学的赞助人和投资者也不能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而在中国,这种“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依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压抑与摧残。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开始放下架子,大肆给官员和富商发送文凭和学位。短期之内确实有丰厚的收入,但伤害的却是大学的尊严和声誉——以后再想挽回就困难了。
   大学的大和小,与学术水准的高与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欧美不少一流的学院,规模其实并不大。按我们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袖珍学校”。但是,人家的学术水平却让我们望尘莫及。据说,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合并计划的是一位留学回来的所谓“教育专家”。此人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并不了解,对欧美大学教育的精髓也没有深入的体会,他仅仅是凭借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皮毛,就希望对中国高校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我看来,其结果只会是“缘木求鱼”。
   今日之教育界,普遍沉浸在“打造航空母舰”的热情之中,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中国连一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都没有(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评估,北大和清华的学术水平排在世界前两百名之后),某些领导人却异想天开地宣布:今后几年之内,要在中国建设起一百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来。高等教育界的“大跃进”,在短时期内可能显得轰轰烈烈,但若放长眼光,其隐患则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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