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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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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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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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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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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温情”

   
   曾国藩的“温情”
   
   中央电视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播出一个多月以来,该剧却受到观众的冷遇,创下了最低的收视率。究其原因,除了剧情进展的拖沓和演员演技的低劣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编剧和导演没有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烟云。电视剧一会儿采取“阶级分析”的立场,一会儿又支持儒家“忠孝”的观念。一边大肆地美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因为洪杨代表着“进步”的农民阶级;另一边又着力打造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伟大形象,因为曾国藩是毛主席赞扬过的人物。如此“骑墙”的立场和如此陈旧的观念,使得整部电视连续剧弥漫着一股腐尸般的气味。
   在我看来,无论是起义的太平天国军队,还是以曾国藩湘军为核心的“平暴力量”,都是残害老百姓的刽子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千百年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长毛”来了,拉男人去当炮灰,拉女子去奸淫;湘军来了,同样是拉男人去当炮灰,拉女子去奸淫。洪秀全不会爱惜百姓的生命,曾国藩也不会爱惜百姓的生命,虽然他们是对立的双方,但是在建立或者维护专制制度上他们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老百姓从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即使是今天拍摄电视连续剧的导演和编剧们,也不过是把数以万计的“群众演员”当作战场上营造浩大阵容的工具罢了。

   我在《太平天国》中看到了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情节:当六弟曾国华战死之后,曾国藩哀痛得几天吃不下饭。陈玉成致信曾国藩,要求只带一名随从会面,在会面时交还包括曾国华在内的三名清军将领的尸首。曾国藩本着对兄弟的爱和对朝廷的忠,不顾手下的劝阻,毅然赴约,实践了蔡锷所编《曾胡治兵语录》中的名言——“‘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这不正是伟大领袖所赞赏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吗?电视剧反复渲染曾国藩失去兄弟的痛苦和单刀赴会的勇敢,仿佛这样一来,人物的形象就丰满了、有血有肉了、立体化了。不可一世的湘军领袖也是人嘛!但是,我个人认为,曾国藩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极其虚假的“温情”:一将功成万骨枯,他只会为自己亲人的死亡而悲痛,却丝毫不顾及两军对垒时沙场上战死的千万名士兵,以及被他的军队血腥屠杀的普通老百姓。电视剧一味关注和凸现前者,故意掩盖和漠视后者,正说明编剧和导演缺乏基本的人文主义的素质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他们虽然生活在现代,但灵魂却深陷在古代专制主义的泥沼之中。
   前几年,唐浩明所著厚厚三卷本的《曾国藩》风靡大江南北。就文学成就而言,虽然《曾国藩》尚不能与高阳这样的历史小说大手笔相比,但在国内的历史小说中显然是鹤立鸡群。但是,该书走红的更大原因,乃是因为其主人公是曾国藩(后来,唐浩明所著之《旷代逸才》、《张之洞》等书,虽然在艺术上有所进步,但发行量却无法与《曾国藩》相比)。由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为人和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阶层和政治人物的人生取向。因此,要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可不了解曾国藩——曾国藩可谓是一把“钥匙”。
   老诗人流沙河写过《可怕的曾国藩》一文,他以自己当了几十年“牛鬼蛇神”的丰富阅历,看透了这个“中兴名臣”的种种“可怕”之处。在所谓的“温情”背后,是刀锋一样的惨刻严酷;在浩然的正气背后,是狗一样的奴颜卑骨。曾国藩属于那种“厚黑”到了“无形”境界的家伙,天天念叨着“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之类的“真理”,而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连他的弟弟曾国荃也琢磨不透——曾国荃有时不禁感叹说,这个活生生的“圣人”难道真的是我的亲哥哥吗?易宗夔《新世说》中有“曾国藩气量宏大”一条:“曾涤生未达时,读书岳麓书院,与某生同居。某生性褊躁,其书案距窗可数尺。公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头之光,全为汝遮矣。’公曰:‘然则令我置之何处?’某指床侧曰:‘可置此。’公如其言。中夜读书,某又怒曰:‘平日不读书,此时乃扰人清睡。’公为之低声默诵。后治军,从容谈笑,有雅歌投壶气概,日必围棋一局。前敌交绥,或遇小挫,亦无太息咨嗟之状。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对此,流沙河评述说:“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恨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从王莽、刘备到曾国藩,中国文化盛产这类“圣徒”般的“奸雄”。当虚伪成了一种日常状态的时候,伪善者也就享有了圣人的名声。
   虽然曾国藩对儒学理论的发展没有作出太大的贡献,但他“活出了儒家的真精神”来。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呢?首先是无条件地捍卫专制秩序,忠心耿耿地将自己当作专制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流沙河穷形尽相地描述道:“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地最高领袖道光皇帝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咱们皇上春秋已高,种起种子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意骑马雍容,真龙钟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不可怕?”中国数千年的帝制一直没有中断,其重要的支撑力量就是曾国藩之类的儒生。他们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皇帝的得失为得失,偶尔也写两首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那也是为了巩固帝国的权柄,“稳定”永远压倒一切。
   其次,他们在争夺权力和镇压反抗等方面,却表现得比野兽还要野蛮和凶狠。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师”,天生就会“变脸”的绝招,根本不用再向川剧演员学习。同是易宗夔之《新世说》中有“曾国藩智斩叛将”一则,记述道:“曾涤生治军时,午膳后,必邀幕客围棋一局。一日,忽有告密者,谓某统领将叛矣。其人即某统领之部下也。公怒曰:‘汝诬上官反,罪当死!’命斩以循,著棋如故。顷之,某统领来谢,公召之入,某顿首曰:‘幸公知我,否则殆矣。’公变色,命左右立斩之。幕友皆谏,谓:‘某果叛,则告密者不宜斩;既知其诬而斩矣,何又斩某统领乎?’公笑曰:‘非汝辈所知也。’亟命斩讫,谓幕僚曰:‘告密之言确也。然非斩告密者,某统领且立叛,故诱其来而斩之。’盖某统领本捻匪投诚者。此举虽过于残忍,然悟事之敏捷,亦有足多者。”连基本倾向是赞赏曾国藩的记述者易宗夔,也叹息“此举过于残忍”。可见,在中国要成就“大事”,必须先将自己锻炼成没有爱心、残酷无比、翻云覆雨的人物。他人的生命在曾国藩那里轻如鸿毛,人仅仅是他的计谋中的一个环节罢了。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邪恶的地方。
   读完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流沙河感慨万分地说:“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诸多政治人物(包括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都不约而同地表示“独服曾文正公”。不管他们口头上宣扬何种涂抹上现代油彩的主义,他们的政治方略和生命形态都深深地打上了曾国藩的烙印。美国学者孔令飞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指出:“曾国藩和他的圈子受到了一种强调自我修养及社会活动论的有活力的清教主义的激励。”这正是后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曾国藩痴迷的主要原因。曾国藩堂前杀俘虏,堂后读《论语》,两者可以融为一体。近代以来的若干政治人物也一样——他们的权谋与刻毒,他们口头上的爱民如子与骨子里的视人命如草芥,显然都是继承了曾国藩式的伪善。电视剧大力吹捧曾国藩的谋略,却对其假道学和残忍的一面毫无涉及,其思路与二十世纪那些身体生活在现代、思维却停滞在古代的政治领袖是一致的。曾国藩曾经大谈:“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但湘军所到之处,与太平军一样荼毒百姓、杀戮不止、血流成河。无论曾国藩如何“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宣称自己“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但百姓们眼睛却是雪亮的。百姓们也许连大字也不认识一个,他们却能认清这名儒学大师的真面目。老百姓给曾国藩起了个极其生动的外号——“曾剃头”。也就是说,曾国藩屠杀的老百姓就像剃头匠剃掉的头发一样多。
   电视剧的编导们基本上都是一些不读书的、也没有任何价值坚守的文人,他们异想天开地塑造了一个“人情味”的曾国藩,并且还因此洋洋得意。电视剧将最没有人性的人打扮成最有人性的人,其后果将是严重的。大陆的许多年轻人抱着翻译成白话的曾国藩的文字阅读,学习他的工于心计和道貌岸然,模仿他那比海还要深的城府和比冰还要冷的心灵,以之来应付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他们也许会成功,但他们丧失的将是做人的尊严、生活的幸福和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纽带——“爱”。以泯灭人性和残害生命为代价获得“成功”,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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