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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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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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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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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是一位勒紧裤腰带的总理。虽然掌握着仅次于美、日的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的政经大权,但他本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三次离婚使他“元气大伤”,二十多万欧元的年薪本来就只能相当于德国一个中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在支付完给前妻的补偿费之后更是所剩无几。因此,施罗德的生活水准也只好大打折扣。作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中产阶级都在享受着高档次的生活:住豪华别墅、开奔驰轿车、乘坐头等舱飞机……这一切对于施罗德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德国政府专门为总理在柏林区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施罗德却无法享受——每月一千四百八十英镑的租金、加之来回交通费,令他望而却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施罗德与妻子多丽丝住在一套极其普通的公寓中,离总理办公室只有二十步之遥。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的浴室、小小的厨房和餐厅。如果继女来这里度周末,施罗德夫妇的双人床边就要多一个露营床,三人睡一屋。公寓虽小,可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租金并不便宜——每月租金三百六十六英镑。房东并没有因为房客贵为总理,就放弃了漫天要价的权利;而施罗德也并没有因为维护总理的面子,就放弃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几经周折双方才成交。最近,施罗德夫妇又搬到了汉诺威的一套三人间的公寓里。这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一些,所以房间虽然大了一点,月租金却减少到了三百二十八英镑。
   为了省钱,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还选择二等车厢。有时,他干脆就开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车。施罗德一家人周末出游大多是自己开车。德国政府给他配的高级防弹车不是其个人财产,如果周末使用必须按规定付费,他显然不愿支付这笔高昂的费用,便弃而不用。于是,每当周末的时候,柏林人常常在郊区遇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场景:一辆破旧的大众车在前面开着,开车的是总理施罗德;后面跟着一辆防弹的豪华轿车,里面坐满了保镖。

   施罗德每周只雇得起一次清洁工,而现任妻子、堂堂总理夫人多丽丝不得不亲自买菜、下厨、熨烫衣服。施罗德说:“我不会嫉妒那些过豪华生活的人。”当年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几乎都比他过得惬意,没有谁羡慕他这个穷总理。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即使贵为总理,也不过就是“首席公务员”而已,这一职务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荣耀和财富。如果真的由国家公职而带来了“不义之财”,那么这位政治人物的前途立即就会毁于一旦。前车之鉴是德国前总理科尔——科尔担任德国总理十余年之久,并为两德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就因为一笔几十万马克来历不明的竞选经费而闹得灰头土脸、千夫所指。科尔不敢责怪人民的“无情无义”,而是乖乖地在电视镜头面前像小学生一样向公众坦白事情的经过。垂老的科尔说这番话的时候,比当年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针锋相对的谈话还要艰难。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刚刚被施罗德解除职务的国防部长沙尔平。因为收取了公关公司十多万欧元的“顾问费”,一夜之间沙尔平便毁掉了辉煌的政治前程。最近还有几名德国政坛的要人,如柏林市长、绿党主席等人,被媒体揭露出将公务航程的积分换取的免费机票使用于个人私事,他们被迫认错和辞职。看来,德国媒体和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在如此背景下,施罗德还敢有非分之想吗?他只好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清贫生活——我“穷”故我“在”。但是,施罗德也告诉媒体说,自己也在考虑业余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而且全都通过合法的途径,比如撰写回忆录等。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向往奢华、富裕的生活,这也无可指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我也相信人是利益的动物,人之一生,大半的时间和精力都在权衡利益得失。这样说,未免让我们感到沮丧,但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处境。施罗德选择过清贫、朴素的生活,大概并非出于他的本性——本性就喜欢过清贫和朴素生活、“安贫乐道”的是极少数人,比如像甘地这样的圣徒和像梭罗这样的文学大师。那么,施罗德为什么要放弃发财的机会而忍受“陋室破车”呢?因为他通过利益权衡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贪污十万几十万,导致了身败名裂,将来可能就要损失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收入。于是,在担任公职期间,他宁可过几年苦日子。
   正如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人类社会消除腐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靠道德自觉,也就是依靠掌权者的洁身自好来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无异于寄希望于可遇不可求之人、之事。如果以此来作为防止腐败的主要手段,腐败不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防范,反而可能更加泛滥。当良心无法战胜私欲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法律和舆论环境来制止这种局面,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只能是遍地的腐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国也出现无数个“施罗德”和“海瑞”式的“清官”。学者林达说过,美国人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总统是靠不住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德国人也认为“总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有限政府”中担任“第一公务员”的施罗德,选择了清贫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也相信,同样一个施罗德,假如在一个“无限政府”中充当万能的“独裁者”,他立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穷奢极欲的暴君。
   因此,唯一有效的防止腐败的方法是:对权力加以制度的约束,并把这种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作法用制度固定下来。只有法律和舆论的结合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潘恩在《常识》中说:“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作用。”生活在一个法治完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施罗德哪里敢开着公家的高级轿车去度假、布什哪里敢坐着空军一号去郊游呢?该享受的权利他们会毫不含糊,不该享受的权利他们绝对不敢伸手去抓。什么是该享受的权利、什么是不该享受的权利,法律条文都有极其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同时,新闻记者和所有的公众都在张着大眼睛看着呢。相反,如果是在一个“无限政府”的国家里,“政府”与“国家”被混淆起来,皇帝、国王、教主、或者某一政党的首领即是“政府”和“国家”的化身,正如法国国王路易所云:“朕即国家”,也正如中国古语说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在这样的国家里,能够找到一个施罗德式的领袖吗?
   与其用道德感召、宣传教化的办法来实现反腐、缔造清官,不如从法律制定和新闻监督入手来奠定民主宪政的根基。施罗德的朴素生活诞生于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个施罗德就改变了一个社会的风气。但是,我们往往颠倒了因果关系。为什么德国总理施罗德只能居住在一套普通公寓里,而中国湖北贫困地区丹江口市的市委书记却张二江能够长期包租豪华宾馆并且狭妓赌博呢?探讨他们道德的优劣毫无意义,更为关键的是有没有制度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和保障。当然,这套制度包括让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真实的选举权、监督权和批评权,公民的言论应当是充分自由的,并且不会因为自由表达而导致任何打击和迫害。我想起了殷海光在《是什么,就说什么》中说过的一段话:“政府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盖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该法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对中国的“施罗德”的期盼中,那么“施罗德”永远不会诞生在中国;如果我们依然用“媒体动员”的方式来灌输“忆苦思甜”的品格,那么施罗德的清贫生活永远被大家视作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而张二江之流的“帝王生涯”则永远被大家趋之若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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