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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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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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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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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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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致明报

     
   今年二月,我在香港出席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期间,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的一位教授邀请我去科大与学生座谈,介绍大陆的言论自由状况和维权活动的进展。理学院由于学科的限制,不方便安排此次活动,这位学者便与人文学院联系。谁知人文学院的负责人一口回绝,其理由是:“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此活动,便是向外界表示,我们认同余杰的观点。”这样的回答不仅让理学院的教授难以理解,也让我深感困惑。近年来,香港积极发展高等教育,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等,已在亚洲名列前茅,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我以前曾到科技大学看望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带我参观了科大旖旎的风景,海浪沙滩、蓝天绿树,比起北大的亭台楼阁、湖光塔影来,又是另外一番风情。丁教授还赠送给我一册科大创校校长孔宪铎先生所著的《香港科技大学十年》,书中所记述了当年在一片乱石滩上创办科大的筚路蓝缕的历程,让我感佩不已。科大不惜重金在全球搜罗一流学者,其学术水准迅速让人刮目相看。然而,此次在科大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对科大的前景产生些许的怀疑。用北大老校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大学的精义在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只是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提供一处“众声喧哗”的平台而已。蔡元培时代北大的课堂上,既有新派人物陈独秀,也有旧派人物林琴南,如果按照科大人文学院负责人的推理,蔡元培究竟是新派还是旧派呢?如果蔡元培只允许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到北大来讲课,北大还能够孕育出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吗?科大人文学院的负责人当然有不同意我的观点的权利。比如我对中共当局一党独裁的批评,让许多惟北大人马首是瞻的香港文化人不敢与我来往;比如我应邀赴白宫与布什总统讨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也让某些民族主义者视为“卖国”之举。但是,因为不赞同我的某些言行,便封杀我与学生的座谈,这与中共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香港回归之后,虽然中宣部未曾进驻香港,但“自我检查”机制已然侵入社会各阶层。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曾有香港媒体因我的文章“过于尖锐”而拒绝发表,曾有某神学院出于“安全考虑”而取消我访问计划,此次科技大学将公开的座谈改为闭门讨论,再次让我认识到,“自我检查”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个机构的问题,而是整个香港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所不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的大学,是没有前途和活力的大学。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以纳粹的方式控制大学,扼杀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使大陆所有的大学都如同死水一潭。香港的大学若重蹈此覆辙,诚可悲也。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一书中指出:“大学既是社会的镜子,又是社会的灯塔,大学的独特职责在于帮助我们的国家建立多元文化、多种社会的有效模式。我们必须达到一个新境界,使校园内外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实现自由价值。”我愿意将这段话转赠给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负责人,并与之共勉。──《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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