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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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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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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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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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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芦苇

   
   风中芦苇
   
   每当在河滩上看见那片在夕阳下摇曳的芦苇,我便想起了奶奶、外婆以及千千万万乡村妇女。她们以及她们朝夕相伴的灶台、猪圈、牛棚和庄稼地,构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这里没有诗意,只有汗水与皱纹;这里没有画境,只有炊烟与猪草。磨盘是祖上传下来的,永远这么旋转着,直到青丝变白发;老牛是当年的嫁妆,与主人一起耕耘着,见证了每一个白昼与黑夜。每次回乡,奶奶和外婆都在变老,又好像没有变老,跟我梦中她们的容貌一模一样。我对这个古老国度的敬意,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我对苦难生活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没有她们,也就没有“我们”。帝国辉煌的宫廷与我无关,我却知道她们眼中的泪水比海水还要苦涩、她们手上的老茧比黄金还要珍贵。《圣经》中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马太福音》12:20)千百年来,她们如同风中的芦苇,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完成各自的献祭。
   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妇女问题的女学者高瞻撰写了一份极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的自杀比例是千分之零点二二,是美国的千分之零点一一的两倍,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千分之零点一六。在这个数字中,最大一部分的人群构成是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近期,同济医科大学也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者收集了湖北麻城地区数百起农村妇女自杀的案例,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虽然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妇女所承受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并没有明显的缓解。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许多妇女依然被当作男性发泄性欲对象和家族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乡规民约”,无论是婚恋过程还是家庭生活,都存在着对女性的严重歧视和压迫。

   数字是干瘪而苍白的。然而,我却在数字背后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既鲜活顽强又脆弱无助的生命。从艾青诗歌《大堰河》的主人公到路遥笔下那些被欺骗的女孩,从沈从文小说里当童养媳的萧萧到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她们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奶奶和外婆,她们是原野上、河滩里、山谷中那些被风暴摧抑的芦苇。千百年来,她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没有人关心她们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全,她们的命运像脚下的泥土一样卑贱。她们是被砌在金字塔最底层的砖头,她们的呻吟和喘息究竟被多少人听到了呢?
   四川著名纪录片导演梁碧波拍摄过一部名叫《二娘》片子。和中国西南部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四川省宜宾县三合场的邓二娘,每年春天都要做几十筐大头菜,装在坛子里全家人吃一年。大多数时候,这种大头菜就是他们全家唯一的菜肴。邓二娘是一位五十八岁的农村妇女,她丈夫和三个儿子都是残疾人,病重的瘫痪在床上,病轻的也不能干活。二娘一个人既要种田养活全家,又要挣钱买药为丈夫和孩子治病。每天没有一刻能够休息。十六年以来,她的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她坚强地活着,因为她知道,一旦自己出了三长两短,丈夫和儿子们将陷入黑暗的深渊之中。像邓二娘这样的农村妇女并非“特例”。上山打柴,她得走数十里的山路。巨大的背篓里,柴禾一点点地增加着。最后,柴禾溢出背篓不止一倍,全部都用绳索捆绑结实。上肩的时候,她蹲在地上,由旁边一位同行的妇女帮她将背篓抬起来。终于,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背着是她本人体积两三倍的柴禾,身体里发出野兽般的喘息声。当我看到影片中的这一幕时,不禁想起了忙碌的蚂蚁,蚂蚁能扛起自己体重数十倍重量的物体。其实,在广袤无垠的乡村里,成千上万的妇女就是一只只卑微而坚韧的蚂蚁。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没有像邓二娘这样选择活着,而是走向了死亡。她们以某种绝决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冷冰冰的世界。为什么她们要选择死亡呢——在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人生观的中国?对此,学者高瞻有如下几点看法:首先,农村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她们受到的欺负和压迫最多——她们的肩上背负着政权、家族、丈夫乃至传统意识、舆论氛围所施加的种种压力。虽然“翻身做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在许多地方,宗法家庭制仍然严密地控制着妇女的生活。尤其是在生育问题上,农村妇女被夹在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乡村重男轻女、生儿养老的传统观念中间。她们生了女儿会受到夫家的蔑视和虐待,一旦被迫超生又将受到国家政策的严厉惩罚。很多妇女就是因为没有生男孩,无法忍受男家恶劣的待遇,最后毅然走上绝路。
   其次,中国的农村妇女受教育最少。在内地,女孩有初中文化程度就不错了。在某些特别贫困的地区,连小学教育都无法完成。中国的两亿多文盲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农村妇女。仅云南省的一份人口抽样调查就显示,全省文盲、半文盲率达百分之二十四,其中男性为百分之十五,女性为百分之三十三,女性的比例比男性高出一倍多。这还是全省城乡的平均数据,如果仅仅统计乡村,相信女性文盲的比例更高。因为受教育少,在受到虐待之后,妇女往往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作为文盲的她们,自然也是法盲)。当痛苦太大、大到无法承受时,就选择自杀来摆脱痛苦。
   第三,农村妇女受到的社会、法律和医疗等方面的保护最少。近二十年来,城市与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部分村妇女生活在社会、法律和医疗保障达不到的地方。她们身体的病痛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她们的社会接触面又非常狭窄,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交圈子。如果有了问题,想不开了,没地方发泄,没有人倾诉,就很容易想到死。
   当都市里“新新人类”的女孩子在酒吧里醉生梦死的时候,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女权主义”是否已经过度了?然而,在农村,人们还不知道“女权主义”为何物呢。由世界银行资助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调查指出,生活在乡村的妇女,在社会传统、文化传统和经济上都依赖于男人。妇女还是性犯罪的牺牲品,对妇女施行暴力既是男人对自己支配地位的极端表达,也是“一种最难以解决的对妇女权利的侵犯”。在中国西南、西北的贫困乡村,许多妇女受到家人的虐待,不仅健康受到损害,而且心理也饱受折磨。遭受暴力的妇女们普遍感到困惑、孤独和绝望,便以自杀来寻求解脱。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爱”是最为匮乏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经用“失踪的妇女”的概念来指称“世界上很多地方妇女过高的死亡率和人为的低生存率这一可怕的现象”。他写道:“这是一个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赤裸裸的、非常明显可见的事实,虽然它经常以比较模糊不清和不那么可怕的形式表现自己,但是撇开其残酷性不谈,仅仅是人为的妇女高死亡率就反映了对妇女的一项重要的可行能力的剥夺。”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失踪的妇女”群体,正如森所估计的那样:“仅中国一个国家,根据欧洲或美国的比率计算出来的‘失踪的妇女’,就在五千万人以上。”过去,中国政府的某些官员认为:公布比世界平均数字高的自杀率,是一件丢脸的事;讨论农村妇女的现状,也不利于“正面展示”农村的进步。长期以来,这个问题都被“捂”起来,以至越“捂”越严重。农村妇女真实的生存状况,也长期处于学者的视野之外。今天,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然而,我们有没有可能为那些被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的女性做点什么呢?比如,开办学校和速成班,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开展法律教育,增强她们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扩大医疗保障体系,让她们也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对她们进行各种实用技术的培训;对她们身边的男性进行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尊重和关爱女性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可以说,每一件工作都迫在眉睫。早一天开始,也许就可以挽救若干妇女的生命,也许就能够给许多妇女带来幸福生活。
   一个摧残母亲的民族肯定是一个缺乏尊严的民族,一个虐待妻子的民族肯定是一个不懂得什么叫“爱”的民族,一个不会呵护女儿的民族也肯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我们能以之为自豪吗?那么,我们自豪感的根基又建立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只知道讴歌抽象的“母亲”——诸如“祖国”、“党派”之类的“大词”,却漠视身边无数活生生的“母亲”的悲惨命运,我们的讴歌岂不虚伪和造作?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关心社会的“底层”,却忽略真正的最底层——农村妇女的处境,我们的宣言岂不是自欺欺人和掩耳盗铃?然而,时至今日,某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们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心安理得。
   小时候背诵黄花冈起义烈士林觉民给妻子的信,信中引用了两句古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两句话让我深受感动,但林觉民偏偏忘记了说另外一句话:如果你挚爱自己的妻子、挚爱自己的母亲、挚爱自己的女儿;那么,你也关爱天下人的妻子、天下人的母亲、天下人的女儿吧,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困苦的农村里的妻子、母亲与女儿们。她们,奔波在东去打工的路途中;她们,劳碌在烟熏火燎的灶台上;她们,在风雪中像芦苇一样把腰弯到九十度。
   让我们向她们伸出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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