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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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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歧视可休矣

   
   “差生”歧视可休矣
   
   当人们开始对高考体制和“应试教育”进行反思的时候,在某些地方所谓的“差生”却连参加高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据媒体披露,在湖北、湖南等省区的某些中学,老师反复劝说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差生”放弃参加高考的资格。这样,学校的“升学率”就有了充分的保证。“升学率”有了保证,学校在等级评比中就能“更上一层楼”。而学校“升级”之后,学校在资金注入乃至招收议价生的价格方面都将“新颜换旧貌”,同时老师的待遇也会有显著的提高。
   对于被定义为“差生”的那部分学生来说,不仅高考的资格会被剥夺,就连中考的资格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山东某实验初中学生在模拟考试之后,将一些学生“劝退”。成都一名初三的学生也打进教育热线说:“我是一名差生,是班上的‘包袱’。前两天班主任找我谈话,劝我放弃中考,说我考了也白考。我知道班上还有几个‘倒数前几名’也被找去个别谈话。叔叔阿姨们,我真想不通,平时老师、同学看不上我们这些差生也就算了,可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考试?他们有权这么做吗?”

   “考试权”是学生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剥夺学生的“考试权”,是公然侵犯教育领域最基本的公正和公平,而公正和公平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要求。但是,在许多学校中都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对“差生”的歧视现象,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差生”们很少能享受到“平等”。在学校里,受老师宠爱的一般是两类学生:一类是学习成绩优异或参加班级活动积极的“好学生”;另一类则是家庭出身优越、老爸老妈是官员或大款的学生。前者可以给班级和老师本人带来荣誉,后者能帮助老师解决一些个人生活中的“难题”。至于那些本人的成绩不太好、同时又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自然就被划入“差生”的行列。某些老师对待“差生”,不是置之不理,就是粗暴训斥,经常在全班同学面前给予羞辱。
   据一位教育专家的研究,今天的校园歧视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座位安排上歧视“差生”。有的教师在安排学生座位的时候,不是依据学生的身高、视力等身体因素,而是以“考分论英雄”。“优等生”们的座位都在教室中间靠前的那几排,而“差生”们则分布在边排和后排。同时,某些有权势的家长会给老师打招呼,某些有钱的家长则会给老师送礼,他们纷纷要求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好位置。在得到一定的好处之后,老师便利用权力将这些“特殊学生”安排在最佳位置上。
   二是在课堂提问上歧视“差生”。由于“差生”往往对老师的课堂提问不能作出较好的回答,甚至有可能连一些简单的问题也答不上来,有些教师便认为提问“差生”是浪费时间,索性就不给“差生”回答问题的机会。在提出问题之后,尽管“差生”也在踊跃举手,但老师通常假装没有看见。久而久之,“差生”就再也不会思考和举手,学习积极性下降,甚至走向自暴自弃的道路。
   三是在作业批改上歧视“差生”。有的老师认为某些“差生”差得“不可理喻”,便擅自决定这些“差生”的考试成绩不参加班级评比。平时,老师在批改“差生”作业的时候,不像批改其他学生的作业那样认真细致,而是随意圈画,敷衍了事。有时,老师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干脆就不予批改。这样,“差生”就失去了改正和提高的机会。
   四是在班级活动安排上歧视“差生”。有的“差生”虽然不太爱学习,却愿意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而且有不少人在文体方面具有相当的天赋。然而,“唯成绩是举”的老师却有意压抑他们的这种愿望,采取各种方式将他们排斥在文娱表演、体育比赛等班级活动之外。这样,不仅让“差生”们的自尊心再次受到伤害,而且使得他们无法挖掘自身的其他潜能。
   五是在处理犯了错误的学生是歧视“差生”。同样是犯了错误,老师对“优等生”往往“手下留情”,对“差生”却严格地“依法办事”,甚至“从重从快”。规章面前不是人人平等,而是由老师的好恶来随意实施。这样,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逐渐地失去了权威地位。“差生”们常常认为老师“偏心”,却又敢怒而不敢言。
   据教学研究者调查显示,这些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对此,我不禁要追问:在学校里,真的存在着“优生”和“差生”之间不可逾越的分野吗?其实,在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眼里,是没有“差生”这种“标签”的。存在着“差生”的“说法”,不仅不是对“差生”本人的侮辱,而且更是老师的耻辱。“差生”的说法体现的是一种落后的教育思维,“差生”的划分显示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歧视”。它蔑视了人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可怕的是,这种反人文主义的教育方式却顽强地存在于我们的基础之中。敢于反对这种教育的老师寥若晨星。北京通州区某中学的优秀教师李圣珍就认为,每一个孩子有自己独特的才华,关键看家长和老师怎样去发现和挖掘。李老师的班上专门招收别的老师瞧不起的“差生”,她帮助这些孩子找回尊严和自信,给予他们宽松自由的成才环境。几年之后,在这些当年“无药可救”的“差生”当中,不少人考上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学生家长和其他老师都认为李老师创造了奇迹,而李老师却诚恳地说:“我并没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因为在我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一块独一无二的金子。”这句话应当成为基础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在李圣珍心目中,孩子们虽然在个性、天赋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生命的意义上却是完全平等的,教育者所能做的就是“因材施教”。这一点,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夫子就已经意识到了,为什么今天的某些教育者们反倒不知道呢?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以升学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模式中,生命价值教育和个人权利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呈现为一片空白。连孩子们的基本权利都遭到漠视乃至剥夺,教育又怎么可能从人最朴素的感情出发、给孩子们树立起基本的道德伦理底线呢?李圣珍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像她这样的老师太少了,能够享受到她的爱心的学生也太少了。对孩子的歧视和凌辱,其负面效应将在孩子长大之后呈几何等级地发作出来。我记得美国教育家博耶说过:“儿童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资源,归根到底,我们的一切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关心和教育下一代,如果我们不能让所有的儿童都为学习和生活作好准备,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呢?”这个追问同样适用于我们。我企盼着在不久的将来,“差生”这个词语彻底从当代汉语中消失。同时,在我们的每一所校园里,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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