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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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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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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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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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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评老村《人外人》
   老村的长篇小说《人外人》的出版,标志着他对发轫于八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的超越,而在那个逝去了的文学潮流中,他贡献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骚土》;同时也凸现出他作为一个“异数”在陕西作家群中倔强的存在,他抛弃了这群作家共同的对“废都意象”的自恋,而自觉地承接了鲁迅先生观照乡村、观照中国、观照我们的文化传统的视角,也就是文化启蒙和文化批评的视角。

   《人外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为我们奉献了“阿盛”这样一个无比鲜活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在我看来,在一个世纪的文学人物长廊中,阿盛是对阿Q的某种遥远而真切的呼应。当年,从铁屋子中醒来的鲁迅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是一处“非人间”、是一处“吃人”与“被吃”同时进行着的人肉宴席。鲁迅又以罕见的勇气承认,即便是自己的身上也渗透着“鬼气”、纠缠着“大毒蛇”。而到了九十年代,青年批评家摩罗更进一步指出,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因此他自命为“摩罗”。从鲁迅到摩罗,都在向我们指出:承认我们外部社会环境的“非人间”状态以及我们内部精神结构的“非人”状态,是我们反抗这一文化宿命的起点。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准上,老村塑造了阿盛这个现实生活中“上下左右无所不在”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盛不仅不是“人外人”,而且是“人内人”,阿盛的身上有着老村自己的影子,也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面镜子都在无情地对着我们。
   阿盛诞生于西北地区一个偏远穷困的村落,老村为它杜撰了一个名字——“呼儿海”。阿盛是兽医的儿子,受过一定的教育,曾经担任过乡村教师,其身份介于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三者之间,属于某种“蝙蝠阶层”。在所谓的“承平时代”里,提升自身社会阶层的所有通道都紧紧地向他关闭了。为了改变卑微的地位和困窘的生活,为了获得无边的权力和无穷的金钱,阿盛必须“出奇制胜”,他选择了具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的三种“奋斗武器”:话语、书法和气功。话语乌托邦、书法乌托邦和气功乌托邦,都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特色”,而用“文化”换取“权力”则是五千年专制社会中的不二法门。在这条“成王败寇”的道路上,阿盛是又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尝试者。不过,他与阿Q一样,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者。
   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也是一个话语膨胀的年代。“文化大革命”这个其特的词语,即使是在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新语辞典”里也找不到。那时候的阿盛是什么模样呢?小说写道:“常年披着一件破军大衣,即便过了春天也不愿脱下。肩上挎只毛边儿的旧军用挎包,里头装着《毛选》四卷。”而阿盛区别于一般乡下人的是他的能说会道,“他会诌着几个时下最流行的词语,宣讲越来越好的形势或者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他的宣讲特别认真,特别一丝不苟,特别的坚忍不拔和意志顽强。讲到关键处,他会随时打开挎包里的书本或最近的报纸,以验证观点的出处。”阿盛会熟练地使用那些书面语言、革命语言、领袖语言,这就给他带来了某种身份的变化:“在小镇里,也只有领导干部和个别有身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些书本和报纸,在他成长之初就帮他练就了一种十分权威的观察高度,结论又总是英明正确冠冕堂皇。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尤其第三世界,比如越南啦、刚果啦、赞比亚啦、阿尔巴尼亚啦等等那些小国的情况,他都是一清二楚如数家珍。他那时给呼儿海百姓一种奇妙的感觉,即像他这种人物,天生便不是给呼儿海准备的,总有一天要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不知会上升到什么地方去。”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的那样,话语的背后是权力,阿盛是依靠着一种本能的力量投靠了这汹涌澎湃的语言之流,并为自己缔造出既真实又虚幻的“高级身份”来。这段情节使我想起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如果说《坚硬如水》中的男女主人公是用高昂的革命话语来包装他们疯狂的性欲,实践着法国大学生在一九六八年“红五月”中提出的口号“越是革命,越是要做爱;越是要做爱,越是要革命”;那么《人外人》中的阿盛则是在用这一套又一套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说法”来给自己的脚下垫上一只板凳,既然连领袖也公开宣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么阿盛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一样无畏地玩火自焚呢?
   阿盛的语言才能是天生的,阿盛的书法技艺则是后天练习的。书法是中国文化空洞化的表征,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衰竭之后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阿盛从孩童时代便开始练习书法,而且是练习毛体字。他的仿毛体充斥满了小镇的大小牌匾,他甚至强迫乡亲购买和收藏他的作品。阿盛写字跟一般人不一样,写字的时候:“先是摒弃一切杂念,安心学习半小时的毛主席语录,读着读着,等到慢慢进入到人家那叱咤风云的感觉里头,然后再展纸持笔一挥而就。”阿盛不仅学习毛体字,他的日常生活也在刻意地模仿领袖:“他努力在发型上做文章。每日必费很长的时间将头发往脑后狠搂。平日的抬手动足,站立行走,都一点一滴地往伟人方面靠拢。”写字本来是一种与文化和智力无关的技巧,但在中国这种技巧与话语一样变成了走向权力的通行证。阿盛从学习毛体字开始,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领袖化”,仿佛写得了一手毛体字就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这一情节并非老村的想象,我最近就在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中看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此人日夜练习毛体字,晨昏到河边学习领袖的口吻朗诵诗词和作报告,搞得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的精神病。他本人却乐此不疲,傲然于世。奴隶最大的快乐就是模仿奴隶主的“风度”,而最有想象力的奴隶的理想无非就是成为奴隶主罢了。尽管阿盛喜欢读书和练习书法,但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下流人”。“下流人”是俄国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提出来的概念,他预见到了暴力革命的发生和下流人的上台,他指出:“登基的奴隶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来的魔鬼,这个魔鬼实在可怕,比描述的还要可怕——即将上台的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他看穿了俄国历史的本质,这一本质与中国极其相似。
   如果仅仅是迷恋话语和书法,阿盛还不足以成为阿盛——他至多是一个妄想狂罢了,并没有给他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以下情节的推进,既是阿盛本人性格的自然发展,也印证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当新时代降临、话语和书法作为“鬼画符”逐渐失效之后,阿盛便选择了气功,摇身一变成为无所不能的气功大师。从革命话语的操作者和革命领袖的崇拜者转化为气功大师,就像川剧中的变脸那样迅速。这种变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一种伪信仰取代另一种伪信仰当然是水到渠成的。在一班退休老干部的支持下,阿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四处讲演,八方传功,迎来了他一生中短暂的辉煌时期。气功是中国文化的病灶,它在二十世纪第一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声名狼藉之后,却又在八十年代死灰复燃、蔚为大观。八十年代的气功热为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泛滥打下了伏笔,它折射出一个没有终极信仰的民族在精神上的“失重”状态,它彰显出一个存留着深厚的蛮性的民族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的艰难。老村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描述作为气功大师的阿盛,这个“阿盛”其实就是昔日风云一时的严新、张洪保、胡万林当中的一员。在九十年代末,“阿盛”却又变成了异想天开地狂言炸掉喜马拉雅山的牟其中、声嘶力竭地向数万人宣讲“疯狂英语”的李阳、打着慈善的旗号敛财的“词坛怪杰”张俊以和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脑白金”的史玉柱这类人物。他们运用同样的伎俩在商场上过关斩将,终于得以盘踞在福布斯富豪的排行榜上。阿盛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老村的《人外人》让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当然,无论从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度上,还是从展示人物心灵的深刻度上来看,两者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阿盛无疑是一个中国版的、被“鬼”附身的斯塔夫罗金。在《群魔》中,斯塔夫罗金以他那邪恶的思想和残酷的手腕在生命的斗兽场上获得了胜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整个贵族阶层都被这个魔鬼控制了,他成为打着革命旗号的“精神暴君”。尼采认为,“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真理,但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还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斯塔夫罗金在杀害了不愿与他一起作恶的同伴之后神秘地死去了,在最后的信件中他写道:“我知道,我应该把自己杀了,把自己像可恶的虫豸一样从地面上消灭掉;但我害怕自杀,因为我害怕显得高尚豁达。我知道,这将是又一次欺骗——在无穷系列的欺骗中的一次最后的欺骗。仅仅为了表演高尚豁达而欺骗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从来不会有愤怒,也从来不知羞耻为何物;所以从来不会有绝望。”然而,他的精神却没有死去,他的精神继续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独裁者身上复活了。斯大林的女儿说过:“许多人以为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可怕得多……”还是女儿最了解父亲。但是,在《人外人》中,等待阿盛的是一次又一次可笑而又可悲的失败,老村将阿盛的故事情节高度漫画化了。阿盛所遭受的一连串的挫折,固然能够让读者洞见其卑琐而顽劣的生命本质,却有意无意地美化了阿盛这个“非人”所生存的“非人间”——如果一个社会是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它必然会排斥阿盛这样的“非人”;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本来就是变态的、扭曲的社会,那么阿盛之流必然能够在其中生活得游刃有余。老村为阿盛安排了可耻的、喜剧式的命运,与《群魔》中斯塔夫罗金的踌躇满志、魔力万丈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是否说明中国社会比俄国社会更加“正常”和“健康”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相信老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人外人》这部长篇小说最重大的缺陷。也许是出于良好的愿望,老村没有让阿盛获得光辉的胜利,当没有皇帝身份的阿盛光着身子在街头炫耀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嘲笑和唾沫。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阿盛们,因为拥有权势和金钱,即便是穿着根本不存在的“新装”,也能受到庸众的顶礼膜拜。因此,老村的这种情节安排大大地削减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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