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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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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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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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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韩少功《暗示》

   
   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
   ——评韩少功《暗示》
   
   韩少功的新作《暗示》又是一本“辞典”式的文字,在序言中他再次表达了“打破某种文体习惯”和“来一点文体置换”的意愿。然而,在我看来,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不仅没有体现出作者在形式探索上的丝毫进展,也没有反映出作者在思想力度上的任何开拓。对形式的玩弄和迷恋使作者陷入了固步自封,对现实的躲避和冷漠使作者囿于自言自语。同样是以“主题词”为核心的写作,学者毛喻原在《时代思想词典》一书中,贯注了对当下生活状态勇锐的质疑和批评,也申明了对彼岸世界艰难的追寻和触摸;而在《暗示》中,我只能发现一堆漫不经心拼贴的印象,以及由这些印象折射出来的一个疲惫不堪的、思想和身体一起失去活力的中年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暗示》扉页上韩少功的大照片是如此的一致。《暗示》中的大部分文字,都像是漫不经心的专栏文章——因为报刊篇幅和读者阅读习惯的限制,一般来说,这类文字要么是走马观花、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就是人云亦云。尤其是《眼睛》、《面容》、《遮盖》、《时间》、《文明》这类的章节,简直就像小学生写的命题作文,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是出自寻根文学大家的韩少功之手。更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资深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乃至肉麻吹捧。难道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对文学作品的感知能力和评价标准?抑或他们在进行评论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文坛的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今天的中国文坛充斥着太多的类似于《暗示》这样的“皇帝的新装”。

   《暗示》中涉及最多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知青生活和文革时代的回忆和描述;二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和思考。两者都是能够透视中国现今社会状况的“焦点”与“热点”。一个有坚定的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敏锐的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沉思和对其他民族的现实的关照之后,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贡献出丰厚的文化财富和独到的思想观点来。但是,在《暗示》中我只发现了“一无所有”。
   《暗示》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都作者的知青生涯有关。有的文字写到了当年红卫兵的狂热和愚昧,有的文字写到了昔日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单调,还有的文字写到了八十年代之后知青一代的分化与困惑——有的朋友漂洋过海继续新一轮的“洋插队”,有的朋友则成为高官富豪中的“中流砥柱”。这些文字虽然不乏真情流露之处,但大都停留在津津有味的回忆的层面上,而缺乏对残酷历史的冷峻反思和对血腥青春的自觉忏悔。韩少功写到了一名知青朋友老木,其人早已移居香港成为房地产大亨,却经常回大陆来,到歌厅的豪华包厢里,一边高唱《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一边用种种花样来玩弄三陪小姐。对此,韩少功解释说:“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的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有何种政治烙印。”在作了这番看似水到渠成的解释之后,韩少功还顺便嘲讽了那些“谈虎色变”的“右翼读书人”,认为犯不着为知青一代的“怀旧权”而大动干戈。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韩少功嘲讽的“右翼读书人”之一,我并不认同他的这种“二两拨千金”式的判断。诚然,老木是一名新时期新政策的受益者,他不会放弃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但在他的骨子里和心灵里,暴力的因子、等级的观念以及权力的欲望依然根深蒂固。按照我的分析,《红太阳》显然不仅仅是韩少功所定义的一种单纯的、“没有政治烙印”的“情感的遗物”,恰恰相反,它是那个信奉斗争和暴力的年代最深刻的文化象征物之一。《红太阳》的重新流行,也并非如韩少功所说的仅仅是知青一代人的“怀旧”,恰恰相反,这一现象正标识出今日中国人深重的精神危机。
   把《暗示》中的知青故事与王小波作品中的知青故事相比、或者与“中国知青备忘录”这套系列丛书中普通知青们“自己写自己”的故事相比,高下立现。韩少功在序言中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宣称:“在我看来,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在这段貌似光芒万丈的雄文中,我发现了作者思想的极度枯竭和心灵的无比疲惫。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难道是“知识危机”吗?如果把今天与清朝末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谓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中国人的心灵状态真的比一百年前健康和安宁吗?我看未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少功的同代人、学者刘小枫就认识到中国危机的根源是信仰的危机。近二十年来,这一结论日益被文化界的诸多有识之士所接受,许多文化人也开始对信仰问题进行各种讨论和探求。然而,韩少功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依然在坚持自己的“买椟还珠”的套路。他把人们对“忏悔”的呼唤看作“新的思想专制”(《忏悔》),正如他那“洋插队”的朋友将教堂里的牧师想象成“戴着耳机的情报人员”、“有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模样”(《教堂》)一样,只能说明他们这批人还没有摆脱《红太阳》时代“伪信仰”的阴影和伤害,他们还没有走上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和朝圣之路。
   由于没有新的文化资源的引入,韩少功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后记》中说:“作者有过一些境外的出访和见闻,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的感佩和疑虑,只是一些零乱随感,姑妄言之而已,应该说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以做基础。录之于书,是想提供一份中国人的感想速记,至少可以充做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个案性材料。”这段话充满了矛盾和背谬:既然是“零乱随感”,为什么不经过深思熟虑而要匆匆发表出来,甚至要冒误导读者的危险呢?既然只是个人的见闻,为什么又要将之提升到代表“中国人”、乃至“中外文化碰撞”的高度呢?仔细阅读这类文字,我发现梦呓般的感想和言论无处不在。例如,作者无法理解甘地本人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非暴力”主义的精神内涵,居然说“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他用赞美伟大领袖的语言来描述甘地,并将甘地的事业纳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体系之中(《甘地》)。我不禁感叹,如古人所说——怎么能够让夏天的虫子认识“冰”的存在呢?又如,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作者由布什总统短暂的惊慌失措就轻率地判断美国公众“六神无主”、信心全无。而接下的事实却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文化和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遇难现场帖满了写着诗歌的纸条,上教堂的美国家庭数量剧增,而美国人的民族情感也空前强烈。如果是一个鲁迅式的、有自省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会由此而反思这样的命题:如果中国遭遇到同样的灾难,中国人的表现会比美国人更好吗?我期待韩少功作这样的思考,而不是站在一边对他人的灾难隔岸观火、冷嘲热讽。这种做法既打击不了“敌人”,也于自己无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包括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等)的影响,韩少功还对所谓的“进步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穷国国民对幸福的追赶成了一个令人兴奋不已又痛苦难熬的过程。……他们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现代化,又常常需要太多的代价:压力和冲突加剧,道德和秩序瓦解,众说纷纭令人目眩,政乱频繁致人力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大规模重构中总有一批倒霉蛋在内战、政变、犯罪、失业、破产、灾祸以及荒漠化中牺牲出局,以至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一直在忍受这种代价却无望收获,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离他们更远。”(《进步主义》)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认为它的背后有着巧妙的批评策略。对于今天依然在贫困和混乱中挣扎的第三世界来说,批判昔日殖民主义的罪恶和今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公正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者来说,更需要的是批判本国统治者的腐败和专制。批判前者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有时反倒会获得西方左派知识界的喝彩,进而享有“国际学者”的名声;批判后者却相当的危险——权力者就像老虎一样随时可能会跳起来咬人。我发现了韩少功在义正词严背后的闪烁其辞,他深知什么东西可以批评,什么东西不可以批评,这就是掩盖在“真诚”背后最大的“不真诚”。
   最后,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暗示》是一个失败的文本,它“明示”了韩少功以及他的若干同代知识分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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