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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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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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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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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睡狮犹未醒
·文字与脑袋
·阉割外国文学: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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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
·别尔嘉耶夫的精神挣扎
·沙皇的猎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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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
·谭嗣同三题
·斯堪的纳维亚的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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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锐利的大江
·“我家”即是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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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韩少功《暗示》

   
   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
   ——评韩少功《暗示》
   
   韩少功的新作《暗示》又是一本“辞典”式的文字,在序言中他再次表达了“打破某种文体习惯”和“来一点文体置换”的意愿。然而,在我看来,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不仅没有体现出作者在形式探索上的丝毫进展,也没有反映出作者在思想力度上的任何开拓。对形式的玩弄和迷恋使作者陷入了固步自封,对现实的躲避和冷漠使作者囿于自言自语。同样是以“主题词”为核心的写作,学者毛喻原在《时代思想词典》一书中,贯注了对当下生活状态勇锐的质疑和批评,也申明了对彼岸世界艰难的追寻和触摸;而在《暗示》中,我只能发现一堆漫不经心拼贴的印象,以及由这些印象折射出来的一个疲惫不堪的、思想和身体一起失去活力的中年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暗示》扉页上韩少功的大照片是如此的一致。《暗示》中的大部分文字,都像是漫不经心的专栏文章——因为报刊篇幅和读者阅读习惯的限制,一般来说,这类文字要么是走马观花、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就是人云亦云。尤其是《眼睛》、《面容》、《遮盖》、《时间》、《文明》这类的章节,简直就像小学生写的命题作文,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是出自寻根文学大家的韩少功之手。更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资深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乃至肉麻吹捧。难道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对文学作品的感知能力和评价标准?抑或他们在进行评论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文坛的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今天的中国文坛充斥着太多的类似于《暗示》这样的“皇帝的新装”。

   《暗示》中涉及最多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知青生活和文革时代的回忆和描述;二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和思考。两者都是能够透视中国现今社会状况的“焦点”与“热点”。一个有坚定的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敏锐的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沉思和对其他民族的现实的关照之后,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贡献出丰厚的文化财富和独到的思想观点来。但是,在《暗示》中我只发现了“一无所有”。
   《暗示》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都作者的知青生涯有关。有的文字写到了当年红卫兵的狂热和愚昧,有的文字写到了昔日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单调,还有的文字写到了八十年代之后知青一代的分化与困惑——有的朋友漂洋过海继续新一轮的“洋插队”,有的朋友则成为高官富豪中的“中流砥柱”。这些文字虽然不乏真情流露之处,但大都停留在津津有味的回忆的层面上,而缺乏对残酷历史的冷峻反思和对血腥青春的自觉忏悔。韩少功写到了一名知青朋友老木,其人早已移居香港成为房地产大亨,却经常回大陆来,到歌厅的豪华包厢里,一边高唱《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一边用种种花样来玩弄三陪小姐。对此,韩少功解释说:“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的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有何种政治烙印。”在作了这番看似水到渠成的解释之后,韩少功还顺便嘲讽了那些“谈虎色变”的“右翼读书人”,认为犯不着为知青一代的“怀旧权”而大动干戈。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韩少功嘲讽的“右翼读书人”之一,我并不认同他的这种“二两拨千金”式的判断。诚然,老木是一名新时期新政策的受益者,他不会放弃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但在他的骨子里和心灵里,暴力的因子、等级的观念以及权力的欲望依然根深蒂固。按照我的分析,《红太阳》显然不仅仅是韩少功所定义的一种单纯的、“没有政治烙印”的“情感的遗物”,恰恰相反,它是那个信奉斗争和暴力的年代最深刻的文化象征物之一。《红太阳》的重新流行,也并非如韩少功所说的仅仅是知青一代人的“怀旧”,恰恰相反,这一现象正标识出今日中国人深重的精神危机。
   把《暗示》中的知青故事与王小波作品中的知青故事相比、或者与“中国知青备忘录”这套系列丛书中普通知青们“自己写自己”的故事相比,高下立现。韩少功在序言中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宣称:“在我看来,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在这段貌似光芒万丈的雄文中,我发现了作者思想的极度枯竭和心灵的无比疲惫。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难道是“知识危机”吗?如果把今天与清朝末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谓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中国人的心灵状态真的比一百年前健康和安宁吗?我看未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少功的同代人、学者刘小枫就认识到中国危机的根源是信仰的危机。近二十年来,这一结论日益被文化界的诸多有识之士所接受,许多文化人也开始对信仰问题进行各种讨论和探求。然而,韩少功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依然在坚持自己的“买椟还珠”的套路。他把人们对“忏悔”的呼唤看作“新的思想专制”(《忏悔》),正如他那“洋插队”的朋友将教堂里的牧师想象成“戴着耳机的情报人员”、“有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模样”(《教堂》)一样,只能说明他们这批人还没有摆脱《红太阳》时代“伪信仰”的阴影和伤害,他们还没有走上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和朝圣之路。
   由于没有新的文化资源的引入,韩少功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后记》中说:“作者有过一些境外的出访和见闻,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的感佩和疑虑,只是一些零乱随感,姑妄言之而已,应该说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以做基础。录之于书,是想提供一份中国人的感想速记,至少可以充做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个案性材料。”这段话充满了矛盾和背谬:既然是“零乱随感”,为什么不经过深思熟虑而要匆匆发表出来,甚至要冒误导读者的危险呢?既然只是个人的见闻,为什么又要将之提升到代表“中国人”、乃至“中外文化碰撞”的高度呢?仔细阅读这类文字,我发现梦呓般的感想和言论无处不在。例如,作者无法理解甘地本人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非暴力”主义的精神内涵,居然说“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他用赞美伟大领袖的语言来描述甘地,并将甘地的事业纳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体系之中(《甘地》)。我不禁感叹,如古人所说——怎么能够让夏天的虫子认识“冰”的存在呢?又如,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作者由布什总统短暂的惊慌失措就轻率地判断美国公众“六神无主”、信心全无。而接下的事实却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文化和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遇难现场帖满了写着诗歌的纸条,上教堂的美国家庭数量剧增,而美国人的民族情感也空前强烈。如果是一个鲁迅式的、有自省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会由此而反思这样的命题:如果中国遭遇到同样的灾难,中国人的表现会比美国人更好吗?我期待韩少功作这样的思考,而不是站在一边对他人的灾难隔岸观火、冷嘲热讽。这种做法既打击不了“敌人”,也于自己无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包括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等)的影响,韩少功还对所谓的“进步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穷国国民对幸福的追赶成了一个令人兴奋不已又痛苦难熬的过程。……他们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现代化,又常常需要太多的代价:压力和冲突加剧,道德和秩序瓦解,众说纷纭令人目眩,政乱频繁致人力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大规模重构中总有一批倒霉蛋在内战、政变、犯罪、失业、破产、灾祸以及荒漠化中牺牲出局,以至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一直在忍受这种代价却无望收获,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离他们更远。”(《进步主义》)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认为它的背后有着巧妙的批评策略。对于今天依然在贫困和混乱中挣扎的第三世界来说,批判昔日殖民主义的罪恶和今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公正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者来说,更需要的是批判本国统治者的腐败和专制。批判前者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有时反倒会获得西方左派知识界的喝彩,进而享有“国际学者”的名声;批判后者却相当的危险——权力者就像老虎一样随时可能会跳起来咬人。我发现了韩少功在义正词严背后的闪烁其辞,他深知什么东西可以批评,什么东西不可以批评,这就是掩盖在“真诚”背后最大的“不真诚”。
   最后,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暗示》是一个失败的文本,它“明示”了韩少功以及他的若干同代知识分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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