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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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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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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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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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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名字的霸权

   
   池莉:名字的霸权
   
   武汉汉口三阳路上,一个与著名女作家池莉名字相同的女孩子,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池莉花行”。没有想到,这一举动遭到了作家池莉的口诛笔伐。
   得知“池莉花行”开张的消息之后,作家池莉对记者说:“我整天忙于写作,何时开过店?就是开店,也不会在街边开家小花店。”她表示,一想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悬挂在街头巷尾的招牌上,心里不免有些惶然:毕竟,提起“池莉”,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写小说的她。就如同眼下这家花行,不明究里的人总爱把她联系在一起。于是,作家池莉颇为愤慨地说:“幸而开的是‘池莉花行’,假如开家‘池莉发廊’,且有不良行径,我岂不是有口难辩?”

   开花店的年轻女孩对这番无端的指责感到莫名惊诧,她委屈地说:“我用自己的名字开花店,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女孩是半年前才从家乡孝感来到武汉经商的,她读的书并不多,此前并不知道在武汉有一个跟自己同名的女作家。为了核实女孩究竟是不是真的名叫“池莉”,武汉的记者还专门打电话回其在孝感的老家询问。经过向女孩的家人和邻居的查证,证实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确实叫池莉。
   由于汉语姓氏的有限和中国人口的众多,在中国同名同姓的情况多如牛毛。据统计,王、张、刘等大姓当中,一些常见的名字居然有数一万计的重名现象。在我看来,作家池莉固然是个名人,但你并没有任何权利不准别人的名字也叫“池莉”。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名字盗版”问题。别人开花店是别人谋生的手段,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无论是开花店还是写作,都是人类基本的劳动形式之一种。难道因为自己是作家、别人是个个体户,就可以蔑视别人吗?作家池莉用不屑一顾的口吻谈及“街边的小花店”,这是让我感到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某些所谓的文化人,有了点名气、有了点地位、有了点职务,就转而瞧不起跟自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普通老百姓。自己是“作家”,仿佛就是被加冕了的“特殊阶层”。他们早忘记了自己作品的读者正是千万个“无名”的普通大众。我想问池莉女士的是:假如没有这些平头百姓来买你的书,你除了西北风之外,还能够喝到些什么呢?假如没有了作为“衣食父母”的普通读者,说不定,你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个开花店的小女孩呢。
   在这一事件中,作家池莉表现出来的霸道让我感慨多多。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自然人不能申请商标,必须组建公司以后方可提出申请。也就是说,一般公民个人的名字并不能享受“独此一家”的保护。当然,如果作家池莉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被滥用,首先要有自己的公司,才能将这个名字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这样,他人要是再敢“盗用”的话,就可以对其依法进行惩处。同样的道理,开“池莉花行”的池莉小姐,也可以通过申请注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就看谁“申请在先”了——在公民权利的意义上,作家池莉与个体户池莉显然是完全平等的。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霸权与特权。首先,是官僚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他们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次,是文化人对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垄断,正是这种垄断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被霸权和特权侵蚀的社会,皇帝、太监、官僚和文人共同维持和巩固着这一严密的等级秩序。这种毒液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中,“池莉”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个让人悲哀的事实。中国存在着一种悠久的“文化拜物教”,自古以来,有了文化似乎也就有了向权力进军的资本。在中国,文化不是解放人的手段,而成了特权阶级的象征。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便掌握了千百名百姓的命运。今天,虽然社会已经进入细致分工的历史阶段,“文学巫师”不复存在,但古老蛮性的遗留依然积淀在我们的心中。八十年代,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跪在下乡采访的作家刘宾雁身上,把他当作新时代的“刘青天”了;九十年代,依然还有贾平凹等著名作家到基层“挂职锻炼”、“体验生活”,也受到当地百姓的顶礼膜拜,呼为“青天”。
   在池莉身上,“文化拜物教”的遗留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作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蔑视一个开花店的女子吗?那么,你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埃及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在回答“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曾经极其谦卑地说:“我小时候就到酒馆去听流浪诗人们一边拉琴、一边讲故事。讲述的欲望很早就掌握了我。”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就是一个卑微的说唱艺人,但他的这种身份丝毫无损于《荷马史诗》的不朽。作为说唱艺人的荷马先于作为作家和诗人的荷马而存在。如果说诗歌产生于劳动之中,那么诗人也就产生于劳动者之中。倘若一个作家或诗人竭力要将自己与劳动者分离开、并制造出自己与劳动者的“对立”来,那么他的作品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马哈福兹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大众息息相关:“我的人物都来自生活,来自民众阶层。我的作品中有强盗、知识分子、妓女,但更重要点主人公是集体的大众化身。我力图表现埃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发展,所以,我自信地认为人们对这一切会产生真诚的兴趣——因为,我在作品中表达了自由,和人从种种桎梏中获得的解放。”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伟大的作家,而像池莉这样飞扬跋扈的作家,他们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附庸而已。他们蔑视民众的生活,他们所写作的不过是一堆能够卖钱的文字垃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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