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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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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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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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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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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名字的霸权

   
   池莉:名字的霸权
   
   武汉汉口三阳路上,一个与著名女作家池莉名字相同的女孩子,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池莉花行”。没有想到,这一举动遭到了作家池莉的口诛笔伐。
   得知“池莉花行”开张的消息之后,作家池莉对记者说:“我整天忙于写作,何时开过店?就是开店,也不会在街边开家小花店。”她表示,一想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悬挂在街头巷尾的招牌上,心里不免有些惶然:毕竟,提起“池莉”,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写小说的她。就如同眼下这家花行,不明究里的人总爱把她联系在一起。于是,作家池莉颇为愤慨地说:“幸而开的是‘池莉花行’,假如开家‘池莉发廊’,且有不良行径,我岂不是有口难辩?”

   开花店的年轻女孩对这番无端的指责感到莫名惊诧,她委屈地说:“我用自己的名字开花店,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女孩是半年前才从家乡孝感来到武汉经商的,她读的书并不多,此前并不知道在武汉有一个跟自己同名的女作家。为了核实女孩究竟是不是真的名叫“池莉”,武汉的记者还专门打电话回其在孝感的老家询问。经过向女孩的家人和邻居的查证,证实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确实叫池莉。
   由于汉语姓氏的有限和中国人口的众多,在中国同名同姓的情况多如牛毛。据统计,王、张、刘等大姓当中,一些常见的名字居然有数一万计的重名现象。在我看来,作家池莉固然是个名人,但你并没有任何权利不准别人的名字也叫“池莉”。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名字盗版”问题。别人开花店是别人谋生的手段,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无论是开花店还是写作,都是人类基本的劳动形式之一种。难道因为自己是作家、别人是个个体户,就可以蔑视别人吗?作家池莉用不屑一顾的口吻谈及“街边的小花店”,这是让我感到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某些所谓的文化人,有了点名气、有了点地位、有了点职务,就转而瞧不起跟自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普通老百姓。自己是“作家”,仿佛就是被加冕了的“特殊阶层”。他们早忘记了自己作品的读者正是千万个“无名”的普通大众。我想问池莉女士的是:假如没有这些平头百姓来买你的书,你除了西北风之外,还能够喝到些什么呢?假如没有了作为“衣食父母”的普通读者,说不定,你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个开花店的小女孩呢。
   在这一事件中,作家池莉表现出来的霸道让我感慨多多。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自然人不能申请商标,必须组建公司以后方可提出申请。也就是说,一般公民个人的名字并不能享受“独此一家”的保护。当然,如果作家池莉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被滥用,首先要有自己的公司,才能将这个名字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这样,他人要是再敢“盗用”的话,就可以对其依法进行惩处。同样的道理,开“池莉花行”的池莉小姐,也可以通过申请注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就看谁“申请在先”了——在公民权利的意义上,作家池莉与个体户池莉显然是完全平等的。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霸权与特权。首先,是官僚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他们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次,是文化人对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垄断,正是这种垄断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被霸权和特权侵蚀的社会,皇帝、太监、官僚和文人共同维持和巩固着这一严密的等级秩序。这种毒液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中,“池莉”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个让人悲哀的事实。中国存在着一种悠久的“文化拜物教”,自古以来,有了文化似乎也就有了向权力进军的资本。在中国,文化不是解放人的手段,而成了特权阶级的象征。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便掌握了千百名百姓的命运。今天,虽然社会已经进入细致分工的历史阶段,“文学巫师”不复存在,但古老蛮性的遗留依然积淀在我们的心中。八十年代,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跪在下乡采访的作家刘宾雁身上,把他当作新时代的“刘青天”了;九十年代,依然还有贾平凹等著名作家到基层“挂职锻炼”、“体验生活”,也受到当地百姓的顶礼膜拜,呼为“青天”。
   在池莉身上,“文化拜物教”的遗留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作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蔑视一个开花店的女子吗?那么,你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埃及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在回答“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曾经极其谦卑地说:“我小时候就到酒馆去听流浪诗人们一边拉琴、一边讲故事。讲述的欲望很早就掌握了我。”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就是一个卑微的说唱艺人,但他的这种身份丝毫无损于《荷马史诗》的不朽。作为说唱艺人的荷马先于作为作家和诗人的荷马而存在。如果说诗歌产生于劳动之中,那么诗人也就产生于劳动者之中。倘若一个作家或诗人竭力要将自己与劳动者分离开、并制造出自己与劳动者的“对立”来,那么他的作品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马哈福兹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大众息息相关:“我的人物都来自生活,来自民众阶层。我的作品中有强盗、知识分子、妓女,但更重要点主人公是集体的大众化身。我力图表现埃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发展,所以,我自信地认为人们对这一切会产生真诚的兴趣——因为,我在作品中表达了自由,和人从种种桎梏中获得的解放。”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伟大的作家,而像池莉这样飞扬跋扈的作家,他们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附庸而已。他们蔑视民众的生活,他们所写作的不过是一堆能够卖钱的文字垃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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