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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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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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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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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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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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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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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不能沉默
   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获得了两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传出以后,大陆官方保持了整整一天的、令人难堪的沉默。然后,其文化与外交部门,接二连三地发表毫不负责的言论,在没有阅读国高先生任何作品的前提下,对高先生以及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进行恶意的攻击。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了一个冷血而僵化的官僚机器,骨子里对于任何的外部信息,都杯弓蛇影般地感到恐惧和警惕。相反,在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通过直选上任的领导人陈水扁先生,热情洋溢地给高行健先生发去贺电,称之为“华人之光”。相比之下,海峡另一岸的态度是何等的委琐、何等的狭隘、何等的心虚!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以迫害作家为己任的“中国作家协会”再次登场,它的某位不敢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声称,诺贝尔文学奖被用于“政治目的”;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向以红卫兵口吻发言而在国际上贻笑大方的朱邦造,居然轻蔑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不值一提”。他们不过是丧失了自由意志的、可怜的螺丝钉而已,却口口声声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发言,说什么“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其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正是他们的这些荒谬绝顶的言论。
   对于高行健的获奖,所有的大陆媒体在高压下,不得不保持痛苦的沉默。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耻辱的沉默。这种沉默与我们身上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格格不入。我们沉默太久了,对于身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不公正,对于那些死于警察枪口下的冤魂,对于那些死于黑暗的矿井下的冤魂,我们给予的关注太少、太少。
   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今天受到严重侮辱的高行健先生以及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华人文学最后的尊严,我们理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力所能及的声援。我们不能继续沉默。如果我们继续沉默,我们将丧失良心最后的一层防线,我们将无声无息地、轻而易举地被黑暗所吞噬。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也曾经出现过两次同样的事件。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另一次是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的获奖。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竭尽辱骂和批判之能事,粗暴地剥夺了他的创作自由。一家巴黎的报纸称此事件为“知识界的布达佩斯”。然而,苏联政府恶劣的行径,激起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强烈反弹。自由舆论的猛烈抨击,虽然没有使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恢复自由,不过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而他那有限的自由还是用他的诺贝尔奖换来的。在专制政府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用法文发了一封给瑞典文学院的简短的电报,说道:“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于此项巨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颁赠给我,而我却不配获得之殊荣。请诸君切勿介意,并接受鄙人自愿之拒绝。”言辞背后的沉痛,读者自是心有戚戚焉。而对于索尔仁尼琴,苏联政府首先是不准他出境领奖,继而用强力将他驱逐出境。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苏联文艺界的态度立刻发展成为密集的舆论攻击,公开指斥索尔仁尼琴是“害群之马”,辱骂诺贝尔奖评委会是“以策动仇视苏联的行动为主要任务的机构”。
   实际上,真正受到侮辱的并不是两位伟大的作家以及诺贝尔奖评委会,而是企图侮辱他们的专制政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后才亲自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对昔日自己默许的“讨伐行动”表示由衷的懊悔。然而,耻辱柱上已经公正地写下了他的名字,再也无法涂改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政府的愚昧和僵硬,成为一代一代流传的历史笑柄,而《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两部巨著,依然高高耸立在人类文化史和精神史上,永久地褶褶生辉。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于某位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而价值立场与官方有所不同的作家的获奖,采取何种态度,乃是透视其胸襟与气魄的标尺。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之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立即向他表示热情的祝贺。长期以来,大江反对天皇体制、反对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其立场极其鲜明。同样,一九九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也是激烈批判现政府的左翼作家。当他获奖之后,葡萄牙政府立刻放下分歧,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认为这是“葡萄牙语的胜利”。按照某些人士的观点,既然是一名敢于反对我们的作家,我们不仅不能表示祝贺,还应当义正词严地进行批判。殊不知,一个社会的活力正体现在其成员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体现在思想和言论的“异”而不是“同”上。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倡“创新工程”。在我看来,真正的创新,其前提必然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平台。在万马齐喑、因思想获罪、因言论获罪的恶劣环境下,要想提倡“创新工程”,只能是缘木求鱼。
   某些权势力量对高行健获奖的不可理喻的反应,让我深深地感到耻辱和愤怒。当年的苏联,有萨哈罗夫、叶夫图申科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发出他们正义的声音,同时也让世人对那广袤的俄罗斯大地重新产生了真诚的敬意。今天,我们何为?推进一步追问——具体到每一个知识分子:“我”何为?
   就在高行健先生获奖消息公布的当天晚上,我接受了英国BBC的访谈,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访谈结束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于是连夜写作了一篇题为《惊喜与悲哀》的短文,全文如下:
   惊喜与悲哀
   两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华裔作家高行健,多少是一个意外。因此,当消息传到国内时,反应是复杂而吊诡的。高行健在八十年代曾经受到严厉批判,浪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西北、西南原始森林。后来,他被迫旅居法国。在海外十余年的创作中,他用法语和中文双语写作,一直没有停止对“大众的历史”和专制的制度的反思与质疑。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就在高行健获奖消息传出的十月十二日当晚,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夜召开会议,紧急通知全国媒体低调处理。十三日的《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晨报》等相继发表文章,对诺贝尔文学奖冷嘲热讽。“有关方面”阴暗的心态和恐惧的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有不少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读者,也在网络上攻击高行健的法国国籍,甚至认为这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又是西方反华“阴谋”的一部分。由此不难推测,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的作品依然不可能不被删改地在大陆出版发行。
   对于我个人来说,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悲哀。说惊喜,因为高行健毕竟是百年来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声称,这次颁奖“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的敬意”。我认为,高行健本人的国籍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表达的普遍价值以及富于理想的倾向。
   同时,我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高行健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第一个前提是要有自由,有自由,思想就不受限制。他的写作,“本意仅仅是寻找自由”。然而,像高行健和北岛这样第一流的中国作家,却不得不流亡海外,才能获得相当的创作自由。而流亡海外,也就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土地和土地上生存的人民。相反,留在国内的作家们,虽然有可能扎根于博大的土地与人民,却无法拥有基本的创作自由。“天空”与“土地”,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高行健去国十多年,文学成就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逐步认可。但是,他在国外创作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在大陆出版发行。现在二十多岁的读者,一般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即使是年长一些的文学爱好者,也至多对他当年的实验戏剧有点模糊的印象。这是高行健的悲哀,也是所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漂泊在海外的华人作家的悲哀;同样,这也是被粗暴地剥夺了创作自由的身处国内的作家们的悲哀,也是丧失了获知资讯和信息的权利的读者们的悲哀。当然,一切的悲哀,说到底是僵硬而冷酷的制度的悲哀。
   这篇文章,当然不可能在大陆的任何传统媒体上发表。权力集团根本不会提供一个与普通公民平等讨论、平等商榷的话语平台。在根深蒂固的“家天下”式的思维下,唯有强权对弱势群体单向度的压制。真正的宽容,只存在于对等的话语群体之间。它不是我们企求来的,而是我们争取来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所有象征性的事件中,都能够毫无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宽容”自然会降临。本着这一思路,我首先将这篇短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香港的《明报》,作为我为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的一篇。然后,我将它张贴在各个著名的文化网站上。
   高行健的获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专制的摧残下艰难的生长和杰出的成就。而高行健的“不知名”,除了因为他流亡国外的现实处境外,同时还深刻地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一个信息不是自由流通的社会里,最优秀的作家往往不是最有名气的作家。近年来,在大陆文化界最出风头的作家是王朔、余秋雨、贾平凹、王蒙、莫言、池莉等人,在我看来,他们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水平,实际上跟他们的名气成反比。浮在喧嚣的水面的,是那些轻飘而浅薄的水草;沉在宁静的水底的,才是闪闪发光的珍珠。真正具备了大师的潜质、甚至大师的实力和成就的作家,一般都受到官方的压制、媒体的冷落和大众的疏远。我个人认为,说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显然是不公允的,在大陆和海外的华人作家中,能够与高行健相提并论的,有李锐、史铁生、阿城等人。有了他们的存在,中国的当代文学才不至于愧对后世。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给一九四九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文化沙漠增添了一点让人欣慰的绿洲。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失职,我认为,这种失职比起当代作家们的追名逐利来,同样是不可原谅的。像马悦然这样远在北欧的汉学家,居然能够关注到僻居山西的李锐,并对其作品有深入而中肯的阐释。相反,国内的批评家们很少有人论述李锐的小说。这究竟因为是他们困居象牙塔之内,消磨了起码的审美能力;还是因为他们过度贴近现实利益,全身心地注视那些所谓的“文化热点”;抑或是因为他们自觉地充当御用工具,单单赞美官方喜欢的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海外的汉学家们,比大多数国内的文学评论家们更加洞悉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更明晰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
   第二天,青年学者余世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与朋友笑蜀起草了一封致中国作家协会的抗议书,问我是否愿意在上面签名。我本来就想起草一封这样的文件,听到这一信息,自然十分高兴。我迅速地在电脑中读完余世存先生发来的信件,心情沉痛而激动,立刻回复对方,表示愿意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这封由余世存、笑蜀、摩罗和我签名的抗议信,很快张贴在各大网站上,并受到诸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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