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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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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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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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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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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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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
   
   
   2000年11月中旬,我将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中国作家协会单方面撕毁毕业生就业协议。我今年7月自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拥有完备的手续。当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到的时候,却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官员公开声明他们撕毁协议的理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黑暗的幕后操作的。据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直接向作家协会施加压力,作家协会又向现代文学馆施加压力,这才使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

   不出我所料,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4个月之后,依然对此案没有明确的答复。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之后一周内,应当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如果不予受理,则需要给出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但是,由于我的案子黑白、是非一目了然,有关法律文件完全具备,法院无法给出能够成立的不予受理的理由。所以,法院采取了卑劣的“拖延”战术,我的律师已经多次前去交涉,但是接待他的法官表示说,由于积压的案件较多,让他“耐心等待”。殊不知,他让当事人“耐心等待”,已经严重地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成为对一个所谓的“法治国家”的巨大讽刺。
   我的这一遭遇,仅仅是一年多来若干名知识分子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部分。从去年起,官方在惩治法轮功的同时,相继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围剿,并大大地加强了对传媒的控制。曾经担任过周恩来外交顾问的元老级人士李慎之先生,1999年底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激烈批判中共建政50年大阅兵“劳民伤财”。这篇言辞恳切的文章,一年多来,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人们奔走相告。对于八十高龄的李慎之,有关部门无可奈何。而对于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官方虽然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进行文字上的大批判和肉体上的伤害甚至消灭,但新时代却有新办法,这就是采取经济手段来进行制裁。制裁的最后一步,就是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和发表文章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因为多次呼吁在中国建立宪政制度,而受到保守派的嫉恨。今年年初,他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一个被官方收买的学生立刻写信给《光明日报》,用陈旧的马列理论对其观点进行猛烈攻击。《光明日报》在显著版面刊登次此信,明眼人一看就看出这是有意的安排。以此为借口,刘军宁被驱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另外几位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如何清涟、秦晖、钱理群等人,在这几个月内,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
   当我意识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我开始了反击。首先,我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谴责有关部门迫害知识分子的行径,表示将为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抗争。我的遭遇,既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受到严重侵害的典型事例,又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工作权以及相应的其他权益受到剥夺的司空见惯的“小事”。我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从而成为一个网络上的热点事件。如果没有互联网,传统媒体根本不可能报道,我也只好保持沉默。然后,我与律师和法学专家们多次磋商,开始使用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利。我对这场官司的结果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但我相信,这是对中国法律公正性的一次考验。尽管我对最终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我坚信,只要每个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公民都奋起抗争,中国的民主化就会在这一点一滴的努力中向前推进。
   大陆的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正如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联、东欧的剧变,正如最近以来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剧变。我希望,大陆能够以台湾为样板,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由一党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变。大陆本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忧心忡忡,许多人充满了悲观情绪。
   今年以来,官方的新闻控制继续收拢,几十家出版社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最严重惩罚是将改革出版社等关闭。本来号称“朝阳产业”的出版业,萎缩到了十余年来的最低点。在10月份的南京全国书市上,人们没有发现一本有震憾力的社科和文艺类图书。许多官办的出版社,虽然到了连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的地步,但在新闻出版总署“关门”的高压下,依然不敢轻易地与个体书商合作出书。
   电视媒体更是官方控制的“重中之重”。日前,在地方电视台中改革步伐走的最快的湖南卫视,因为报道了有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曹思源等人参加的研讨会,而受到整肃。据说,最高层的领导人惊呼:“像曹思源这样的六•四分子,怎么能够在国家的主流媒体上露面?”此后,一名具体负责的副台长被撤职,对湖南卫视节目的审查也大大收紧。
   一方面是黑暗势力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又是黎明前的曙光已经显露。互联网的兴起和即将加入世贸的前景,给中国未来的变化增添了正面的可能性。对网络技术一窍不通的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居然召集一批技术专家,询问他们:“能不能安置一个像水龙头一样的东西,我们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彻底控制网络上的信息?”专家们纷纷摇头表示,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官方还在努力控制互联网上的言论,但这一企图是徒劳的。单个的网站可能会被封闭,但整个互联网上汹涌的言论自由的浪潮,却是任何政府和势力都无法遏制的。除非中国重新回到像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状态,拒绝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如果这样做,意味着中国自动放弃网络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将让经济雪上加霜,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没有哪个领导敢于冒这个险。
   去年10月,高行健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奖。这是一件让全球华人感到高兴的事情。然而,心胸狭隘的中国官方,却不允许国内任何媒体作正面报道。在新千年之交,官方赤裸裸地垄断资讯的做法,让那些即使是不关心文学的普通老百姓,也极其反感。互联网上关于高行健的讨论铺天盖地,“网络警察”防不胜防,而只能“望洋兴叹”。
   1989年以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加剧,维系一个社会安定的基本的公正性,已经完全丧失。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充满怨恨,这种怨恨很可能会转化为暴力。学者们可以理智地宣布“告别革命”,但这也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更为关键问题的是,如何变更中国特有的、不断孕育“革命”的土壤?
   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时刻,我认为,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商业化趋势双重压力下处境艰难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当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推动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和出版的自由;第二,参与教育改革,培养新一代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国民;第三,关注环保问题,阻止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以上三点,也正是我个人愿意肩负的使命。
   我相信,今天的黑暗尽管很深重,但它毕竟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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