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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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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六•四”惨案之后十多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向就是迅速走向奴才化,成为专制体制的帮闲、帮忙乃至帮凶。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无论是想“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还是想在学院和研究机构里安安稳稳地当教授和研究员,都不得不与专制制度达成某种“妥协”和“默契”,最低限度要对国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恶保持缄默。于是,在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市场经济的诱惑下,本来就没有信仰依托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没有成为阻止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的中流砥柱,反而成为中国社会最先、也是最彻底堕落的一群人。
   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我想以北大为典型个案来观察和分析。可以说,“五四运动”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北大一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向标”。在百年历史风云中,北大既充当过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中国的现代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发源地;又诞生过“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充当独裁者玩弄血腥政治游戏的工具。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耻辱都清晰地记载在这里。那么,今天的北大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北大成为官方整治的重点。首先,从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红色院校”调入一群左派官僚。如吴树青、任彦申等人,他们在学校内实行法西斯教育手段,肆意摧残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其次,在校内发起清洗运动,将大批优秀学者赶出北大。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郭罗基、袁红冰等学者相继被赶出北大,他们的离开直接导致北大学术水准的直线下降、学术空气的沉闷压抑。第三,将此后连续四届的新生送入陆军学院实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企图完成对新一代的“洗脑”。一九九二年我考入北大的时候,“有幸”成为最后一届军训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项“掺沙子、挖墙角”的策略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此后十多年间的北大,被折磨得元气大伤、面目全非、乌烟瘴气。
   九十年代初,北大校方扩大了马列学院的规模。其实,所谓“马列学院”,人人都知道里面充斥着文科若干系科中淘汰下来的“劣质教授”。虽然这批家伙没有做学问的能力,但他们“不学”却有“术”,仅仅依靠敏锐的政治嗅觉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其威望再次提升。虽然邓小平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务实的功利主义者而已,并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但“第三代领导核心”们都纷纷标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此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加上保险套。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马列学院的教授们把握风向、揣摩上意,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出《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课程。这一举措果然遭到了高层的首肯和赞扬,立刻由教育部下令在全国高校中推广。于是,这些学者们因这次投机的成功而赢得高分,从教育资源的占有到个人的职称评定、住房分配等方面都斩获颇丰。
   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成为社会的“显学”,北大经济学也倍受瞩目。北大的某些经济学家拥有能够出入中南海的显赫权力。他们成为官方经济政策忠心耿耿的“注释家”,无论这一经济政策合理不合理、是否伤害底层人民的利益,他们都会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为其涂脂抹粉,让它变得“花枝招展”起来。八十年代曾经为经济改革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厉以宁,九十年代摇身一变成为代表上层利益的“首席御用经济学家”。他的家族参与股市买卖,子女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豪。他又怎么可能说股市的坏话呢?当良知尚存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勇敢地说出大陆股市黑幕的时候,厉以宁纠结多名北大重量级经济学家,气急败坏地群起而攻之,奴才护主(当然护主也就护住了自己)的忠心油然可见。林毅夫、张维迎等有留洋背景的“少壮派”经济学家同样也选择了这条道路。经济学没有良心会怎样?在今天的中国,玩弄没有良心的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当然会步步高升。相反,经济学有了良心会怎样?何清涟就是少数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她在国内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因为无法忍受安全部特务的骚扰而逃亡美国。让人忧虑的是,在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北大经济学被当作北大文科的代表,无数青年学子正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些丧失了良知却获得了权力与金钱的导师们“高歌猛进”。
   北大法学的境况也不妙。以“法治资源本土化”的学说暴得大名的朱苏力,不仅成为北大最年轻的一级教授,而且迅速荣升法学院院长。其实,朱苏力所说的“本土化”,并非单纯的学术观点,而是给中共的恶法盖上了一层遮羞布、并从学理上阻止西方宪政制度的引入。朱苏力从来不去关注那些被凌辱、被戕害的普通公民的命运,而只会在象牙塔里琢磨他那“应帝王”的学问。这样的法学家,自然会获得中共的青睐和重用。
   北大生物系近年来在理科各系中名胜雀起,其原因不是本身学术成就的卓著,而是出了一个被誉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典范”的教授——陈章良。陈章良是九十年代初回国的较有分量的人物,因此被树立为“与党和政府亲密合作”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由北大生物学院院长一直做到北大副校长,并获得各种各样的政治荣誉。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陈章良也成为完美无瑕的“榜样”。有一次,在北大新生的开学典礼上,他一走上主席台,下面的学生立刻掌声雷动。其实,陈章良本人劣迹斑斑,从剽窃加拿大学者的学术论文到对“恐龙蛋”大放厥词,在业内遗为笑柄。但是,由于他不再是一个学术人物,而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他的诸多丑闻都被有关方面遮掩过去。最近,社会学系王铭铭将译著中的多个章节移用到自己的著作中,被揭露之后成为学界的笑话。而比王铭铭更加恶劣的陈章良却依然金枪不倒,至今还在台上风光着呢。这就是在上层有没有“背景”和“靠山”的区别。两相对比,给中国的学者们也上了印象深刻的一课。
   以上谈了四个系科中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都与特权阶层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其实,整个北大的发展趋向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再扩大来看,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总体状况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近年来,从迫害法轮功到驻南使馆被炸之后的反美狂潮,从中美飞机撞击事件到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知识界都有所谓持“中立立场”的学者粉墨登场,著书立说乃至直接在电视上露面。他们或者是科学界的“泰山北斗”,或者是“学贯中西”的“国际问题专家”。这些有社会威望的人物主动充当中共的传声筒,悍然代表民众意志,误导舆论,颠倒黑白。于是,受到愚弄的青年学生也慷慨激昂地反对法轮功、反对美国、反对西方,进而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俘虏。
   在今天中国深重的危机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应当是唤醒沉睡的民众,正如国歌中所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然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在审时度势之后放弃了这样的使命。因此,他们也就不配做知识分子了。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他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来为社会提供他认为最合理的历史选择。而萧功秦教授在《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也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总觉得这些问题与困境需要他予以关注、思考与批判,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觉得于心不安。他总是关注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症结与起源,并力求运用自己的心智,为发现与解决这些时代性的问题而作出自己的思想探求与选择。”在一群患了软骨症的奴才之中,我们呼唤出现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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