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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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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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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以保守著称的《环球时报》,近日发表头条文章《台湾当局钻进死胡同》,对台湾的若干政策进行猛烈攻击。该文指出:“近来,台湾新领导人内外交困,除其‘台独’立场不得人心外,当局官僚主义盛行的风气也招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7月22日,由于暴雨成灾,4名工人被困在台嘉义县的八掌溪中。当时求援部队互相推诿,见死不救,4个人被困两小时后最终被湍急的溪水冲走。八掌溪事件在台湾岛内掀起轩然大波,舆论及民众对当局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台‘行政院长’唐飞甚至提出辞职,以承担责任。”
   《环球时报》显然将这一事件当作负面的典型来报道。但就在这一报道中,我却看出了相当正面的意义。唐飞的辞职当然有政治家“作秀”的成分,但也说明迫使他不得不“作秀”的是自由的舆论和强大的民意。唐飞毕竟还有辞职的勇气,他的这一行为多多少少表示出最高行政首长对公民生命价值的认可与尊重。

   反观大陆,近期接连发生重大事故:武汉的飞机失事、四川的渡船沉没、广东的烟花厂爆炸、广西的公交汽车翻入河中,以及河北霸州和河南禹州警察杀害无辜市民等恶性事件。以上这些事件,死亡人数之众多、发生频率之紧凑、事态发展之恶劣,比之台湾八掌溪事件,更能够激起公众的愤怒和舆论的谴责。然而,这些事件相继发生之后,从地方官员到最高首长,并没有一个人主动提出辞职。在官员们看来,若为乌纱故,生命、正义两者皆可抛。许多地方官员推诿责任,封锁消息,钳制媒体,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冷漠到了“冷血”的地步。他们缺乏对同胞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他们的态度用“草菅人命”这句古话来形容毫不过分。事件发生之后,官员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承担责任、引咎辞职或者积极处理善后工作,而是竭尽全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准知情者向媒体传达真相,对外来的记者围追堵截,打出来的幌子却是“维持地方的安定团结”。当事情公诸于世之后,官僚体系便使出“舍卒保帅”的招数,县一级的领导抛出局一级的领导、市一级领导抛出县一级的领导、省一级的领导抛出市一级的领导,而这一抛出“替死鬼”的过程又被严格地限定在高层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读到台湾八掌溪事件的报道,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作为一个大陆的公民,其生命更是轻如鸿毛,其尊严更是无关痛痒;而作为一个大陆的官僚,其脸皮更是厚颜无耻,其心肠更是毒如蛇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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