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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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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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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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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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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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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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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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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世界杯足球赛快要开始了,若干家报刊的编辑都来约我写球评。我一概拒绝,因为我从来对这种暴烈的运动没有丝毫的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突然对足球表现出如火如荼的狂热来?然而,一旦捅破背后薄薄那层的窗户纸,大陆的任何报刊都不可能让我的文章发表出来。
   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和足球队冲出亚洲的两天晚上,北京市民彻夜狂欢、载歌载舞。虽然法规规定严禁在北京城内燃放烟花爆竹,但那两天晚上四处都是嘹亮的鞭炮声。即使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市民们都不敢如此“以身试法”。而警察却破天荒地不加干涉。这是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仅有的两次未经合法审批而又被官方默许的、全市范围的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的游行活动。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铺天盖地的旗帜、口号、笑容和眼泪的时候,恍然以为是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然而,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中国人对足球的关心似乎大大超过了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关心——这至少是一个表面的事实。小小一个足球,数十年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为何物,今天它俨然成为新时代至高无上的、全民膜拜的巨型图腾。在两个时代痛楚的断裂中,我发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极度病态和公众心理的极度扭曲。

   足球这个“泊来品”为何能够在中国获得“加冕”?在我看来,在今日中国,足球至少充当了三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第一、它是普通百姓发泄情绪的“泻洪口”;第二、它是民族主义思想凝聚的“杀手锏”,第三、商业大鳄捞取利润的“摇钱树”。因此,从高层到底层,从南方到北方,这个黑白分明的小球都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首先,在一个封闭社会里,足球是老百姓宣泄情绪的“泄洪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的市场化政策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毛泽东时代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和高度压抑。“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状态结束之后,中国悄然进入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尽管经济模式发生了质变,但政治形态依然是僵化顽固的一元化的党化国家。国内大大小小的传媒都严密掌控在党的宣传部门手中。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尽管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表达的渠道。在长期的郁闷中,老百姓需要一个所谓的“泻洪口”(也就是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足球恰恰最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于是,官方便恩赐给大众这个“泻洪口”,让大家沉溺于其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各自的情绪。奴隶当然要为此而对奴隶主感恩戴德:我们多么幸福啊,还有观看足球的权利!谁说我们没有人权呢?
   其次,足球还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物之一。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案,不仅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走向民主化的机遇,而且彻底摧毁了建设了半个多世纪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大厦——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次败中取胜的“自杀”。两位摇滚歌手崔健和何勇分别唱出了“一无所有”和“垃圾场”,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国人惶恐不安、无依无靠的心态。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官方开始意识到再也无法依靠旧有的共产主义学说来收拢人心(即便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们都不再是“主义”的信仰者,而仅仅是权力的分享者),于是他们找来找去,终于找出了民族主义(也即“爱国主义”)这张爱因斯坦所说的“流氓手上最后的王牌”。在官方的鼓吹下,民族主义填补了马列主义消亡之后的巨大空缺,成为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而足球以及其他体育活动,则成为民族主义的土壤上最灿烂的罂粟花。足球和体育不再是游戏,也不再是人体的健康和活力的体现,它们是政治,是国家荣誉的缩影。似乎一场比赛胜利了,中国从此就站起来了。小小的足球上,寄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这与八十年代“霍元甲热”的背景极其相似。因此,与前苏联和东欧这些极权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不惜重金扶持“宫廷体育”,宁可投入巨款打造金牌运动员,也不愿在建设公众体育设施方面花费分毫。一旦比赛胜利、金牌到手,便举国欢腾,一夜之间跳蚤变金龙。于是,无论是踢球者还是看球者,都是在一种失衡的、偏狭的、扭曲的心境中参与其中。足球成了当代义和团精神的表象之一。
   第三,足球腐败是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的一个缩影。足球不仅是政治,还是商业,而且是大陆目前垄断最为严重的商业——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了电信、铁路、民航这些倍受批评的行业。近年来,对足球行业的批评日渐见诸于报刊。于是,有人乐观地说,这是新闻舆论唯一能够涉及的腐败行业。但是,媒体所揭露的依然只是冰山的一角。虽然球迷怨气冲天,但关于“黑哨”的调查结果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数以十亿计的“黑金”仍然无影无踪。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既熔铸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又牵动着人类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对暴力的喜好和对群体的向往。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个人在群体的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足球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众活动。所以,暴戾而残酷的足球流氓中国有,欧美国家也有。
   基于上面的原因,我拒绝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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