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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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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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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当代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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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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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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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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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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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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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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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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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世界杯足球赛快要开始了,若干家报刊的编辑都来约我写球评。我一概拒绝,因为我从来对这种暴烈的运动没有丝毫的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突然对足球表现出如火如荼的狂热来?然而,一旦捅破背后薄薄那层的窗户纸,大陆的任何报刊都不可能让我的文章发表出来。
   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和足球队冲出亚洲的两天晚上,北京市民彻夜狂欢、载歌载舞。虽然法规规定严禁在北京城内燃放烟花爆竹,但那两天晚上四处都是嘹亮的鞭炮声。即使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市民们都不敢如此“以身试法”。而警察却破天荒地不加干涉。这是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仅有的两次未经合法审批而又被官方默许的、全市范围的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的游行活动。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铺天盖地的旗帜、口号、笑容和眼泪的时候,恍然以为是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然而,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中国人对足球的关心似乎大大超过了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关心——这至少是一个表面的事实。小小一个足球,数十年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为何物,今天它俨然成为新时代至高无上的、全民膜拜的巨型图腾。在两个时代痛楚的断裂中,我发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极度病态和公众心理的极度扭曲。

   足球这个“泊来品”为何能够在中国获得“加冕”?在我看来,在今日中国,足球至少充当了三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第一、它是普通百姓发泄情绪的“泻洪口”;第二、它是民族主义思想凝聚的“杀手锏”,第三、商业大鳄捞取利润的“摇钱树”。因此,从高层到底层,从南方到北方,这个黑白分明的小球都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首先,在一个封闭社会里,足球是老百姓宣泄情绪的“泄洪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的市场化政策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毛泽东时代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和高度压抑。“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状态结束之后,中国悄然进入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尽管经济模式发生了质变,但政治形态依然是僵化顽固的一元化的党化国家。国内大大小小的传媒都严密掌控在党的宣传部门手中。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尽管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表达的渠道。在长期的郁闷中,老百姓需要一个所谓的“泻洪口”(也就是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足球恰恰最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于是,官方便恩赐给大众这个“泻洪口”,让大家沉溺于其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各自的情绪。奴隶当然要为此而对奴隶主感恩戴德:我们多么幸福啊,还有观看足球的权利!谁说我们没有人权呢?
   其次,足球还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物之一。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案,不仅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走向民主化的机遇,而且彻底摧毁了建设了半个多世纪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大厦——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次败中取胜的“自杀”。两位摇滚歌手崔健和何勇分别唱出了“一无所有”和“垃圾场”,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国人惶恐不安、无依无靠的心态。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官方开始意识到再也无法依靠旧有的共产主义学说来收拢人心(即便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们都不再是“主义”的信仰者,而仅仅是权力的分享者),于是他们找来找去,终于找出了民族主义(也即“爱国主义”)这张爱因斯坦所说的“流氓手上最后的王牌”。在官方的鼓吹下,民族主义填补了马列主义消亡之后的巨大空缺,成为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而足球以及其他体育活动,则成为民族主义的土壤上最灿烂的罂粟花。足球和体育不再是游戏,也不再是人体的健康和活力的体现,它们是政治,是国家荣誉的缩影。似乎一场比赛胜利了,中国从此就站起来了。小小的足球上,寄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这与八十年代“霍元甲热”的背景极其相似。因此,与前苏联和东欧这些极权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不惜重金扶持“宫廷体育”,宁可投入巨款打造金牌运动员,也不愿在建设公众体育设施方面花费分毫。一旦比赛胜利、金牌到手,便举国欢腾,一夜之间跳蚤变金龙。于是,无论是踢球者还是看球者,都是在一种失衡的、偏狭的、扭曲的心境中参与其中。足球成了当代义和团精神的表象之一。
   第三,足球腐败是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的一个缩影。足球不仅是政治,还是商业,而且是大陆目前垄断最为严重的商业——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了电信、铁路、民航这些倍受批评的行业。近年来,对足球行业的批评日渐见诸于报刊。于是,有人乐观地说,这是新闻舆论唯一能够涉及的腐败行业。但是,媒体所揭露的依然只是冰山的一角。虽然球迷怨气冲天,但关于“黑哨”的调查结果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数以十亿计的“黑金”仍然无影无踪。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既熔铸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又牵动着人类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对暴力的喜好和对群体的向往。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个人在群体的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足球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众活动。所以,暴戾而残酷的足球流氓中国有,欧美国家也有。
   基于上面的原因,我拒绝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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