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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余华的奴性

   
   余华的奴性
   
   余华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中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中国社会的苦难作了冷静而不失悲悯的描述,是近年来少见的佳作。然而,他在意大利的两篇谈话却让人极度失望。
   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访谈中,余华在这样谈到文革:“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丰厚的历史,这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就像疾病会带来免疫一样,文革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上的空前活跃,尤其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了,就是平庸的时代只会造就平庸的作家,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一个不平庸的时代生活过。”他很感谢文革给了他一笔“财富”,而忽略了成千上万被浩劫剥夺了幸福和生命的个体。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对文革的根源进行深层次的情理,所以文革的幽灵依然徘徊在我们的身边——不久前对法轮功的批判,使用的完全是文革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我们没有获得真正的免疫力,我们依然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获得了免疫力,难道我们就应当歌颂疾病吗?80年代中国文化的短暂繁荣,并不是文革所赐予的,恰恰是对文化专制的逆反。就在余华所说的那个“不平庸”的时代里,除了最高领袖毛泽东以外,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每个公民个人的一切权利都没有基本的保障。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如果余华恰巧沦为那个被吃掉的人,他还会如此“庆幸”吗?

   对于毛泽东,余华如是说:“毛泽东的英雄史诗进入合唱部时,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位舵手希望在社会各阶层中重新创造一种平衡,但后来局势逃脱他手中的控制,时代总是比个人更加强大,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场悲剧。在城市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然而在农村,尽管情况也很悲惨,但是毫无疑问比城市好得多。”文革根本就是上层血腥的、卑鄙的权力斗争,与“英雄史诗”无关。按照余华的说法,是领袖的设想太伟大、太超前了,愚昧的民众领会不了领袖的意图,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而领袖是想好心办好事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奴才思路:所有的错误都是奴才们的,领袖永远英明正确。就文革的残酷性来说,农村显然超过了城市。城市毕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馑,而农村在统购统销政策的压榨下,饿死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仅河南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万人。据说余华有过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他居然还说“毫无疑问”,真的“毫无疑问”吗?
   中国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根深蒂固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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