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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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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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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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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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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真话与饭碗


   真话与饭碗
   2001年1月2日,《成都商报》头版报道了南充地区蓬安县发生的一起重大车祸,县委副书记赵从容撞死三人之后逃逸。新年伊始,这则新闻震惊全川甚至全国。
   现场目击者李学明、潘朝阳、刘学成等告诉记者陈清,在2000年12月31日下午2点多,他们正沿着从蓬安到南充的省干道公路往家里走,一辆车牌号为川R11369的越野车,在一连撞倒3根路桩之后,又连接撞倒3个大活人。其中,两人被撞下3米多深的路边岩沟,妇女吴碧珍当场气绝身亡。事故发生以后,肇事者不仅没有停车救人,反而猛踩油门向南充方向逃逸。

   “撞死人了!快停车!”现场数名群众大声呼喊着追赶肇事车,潘朝阳等村民更是奋不顾身地拦下该车。此时,三菱车已经冲离现场500多米。
   “拦我干啥?这是县委的车。”这是赵从容下车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他一边猛打手机,一边往南充方向匆匆行走。走出1000多米之后,赵再次被愤怒的群众拦下。
   “拦我干啥?我是赵书记!”赵依然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也丝毫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群众更加愤怒了,纷纷将他围住。然而,赵从容根本不予理会,一副有恃无恐的派头。果然,不到半小时之后,一辆豪华小车奔驰而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赵接走。
   此时,人们才发现,被撞的3人中,除了吴碧珍已经死亡外,其他两人还有呼吸。但是,肇事方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在近一个小时之后,人们才拦下一辆出租车,首先将伤势较重的杨素碧送往医院。又过了半小时,人们才拦下第二辆车,将死者吴碧珍正在念初三的儿子杨明泉送往医院。然而,由于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加上抢救不力,下午4点多,两人相继死去。
   吴碧珍和杨明泉母子双双死在了“父母官”的车轮下,而他们唯一的亲人——孩子的父亲还远在上海打工。惊闻噩耗之后,这位可怜的汉子正在四处筹集回家的路费。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片刻之间就毁在了醉鬼书记的车轮之下。那位远在他乡的丈夫、父亲,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厄运?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而是冷血官僚对公民生命的残酷戕害。
   记者陈清采访了新园乡的党委书记周瑜明。周透露,赵从容副书记是12月30日到新园乡搜集素材的,他准备回南充参加该市“三个代表落实情况”的汇报。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中共中央提出所谓“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个赶着去参加“三个代表”会议的地方官员,居然犯下了草芥人命的罪行,一连夺去了3条鲜活的生命。死者之一,是一名年仅十五六岁的、正处于如花似玉好年华的少年。一个腐败而专制的党,真的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吗?他们连基本的生命都不能保全,又有什么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呢?中共因为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时,信口雌黄地辩解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如此“人权”,与“猪权”、“猫权”、“狗权”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太可怜了,他们连“猪权”、“猫权”、“狗权”都不配拥有,他们连“生存权”也不能充分享有。吴碧珍母子只不过是这些悲惨地死去的普通公民中的两个而已。
   而在那些长期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们看来,参加“三个代表”的会议当然比抢救百姓的生命重要了——如此“代表”,难道不是强奸民意吗?
   记者正是出于对这类冷血官僚的愤怒,才决心揭露真相,将隐藏在角落里的罪恶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然而,2001年1月1日傍晚,记者写好报道,前往蓬安县邮局、县招待所等处准备用传真发稿时,却被告知,负责发传真的人不在,不能发。几经周折,稿件终于送达《成都商报》,于第二天正式刊出。
   责任编辑在报道后面附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就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根据该解释的规定,赵从容造成3人死亡,而且他的行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可以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该司法解释还规定,交通肇事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办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而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那么,那辆将赵从容“抢救”走的车辆上,究竟还有何方神圣?究竟是谁派出这辆小车将肇事者接走?
   这天的《成都商报》,在成都报摊上几乎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人人争相传阅。人们同情那三个死去的冤魂,人们谴责那残忍的官僚。有正义感、有良知的媒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地鲜血”的媒体,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青睐。然而,一个多星期以后,事情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宛如一道晴天霹雳,打击在善良的人们的头上。
   1月11日的《成都商报》,刊登出一篇非同寻常的、特意加了“编者按”的报道。简短的“编者按”冷峻地指出:“本报2001年1月2日刊发的《县委副书记撞死三人逃逸》一文,因记者采访失误造成部分内容严重失实。为此,本报今日特全文转发《四川日报》1月10日《违规驾车造成三人死亡 县委副书记赵从容被刑事拘留》一文,并就本报部分内容的失实特向广大读者及蓬安县有关方面致歉。”
   《四川日报》的这则报道,对当时的情况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描述。该报道指出,赵从容在事故发生之后并未逃逸,仅仅是因为车速较快,“车辆曲线向前行驶了79米才停住”。细心第读者可以分析:《四川日报》上的79米与《成都商报》上的500米,究竟哪个数据是真实的呢?由500多米一下子就变成了79米,简直就像孙悟空的法术。
   该报道将赵描绘成兢兢业业的“救人英雄”——“事后赵拿出手机先后电话通知了县委办驾驶员任天明、县交警队大队长杨刚、县医院院长张庭澍。随后,赵和围观群众先后拦住一辆长安面包车和中巴车分别将伤者杨素碧、杨明泉送往医院。约下午1点30分,县医院院长张庭澍在现场见到赵从容面色不好,怕出意外,叫赵先回县城。赵便乘县委办的小车离开事故现场。”于是,赵从容便由千夫所指的“魔鬼”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天使”,他真的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从容不迫”地指挥抢救,不愧为见过世面的领导同志,不愧为去参加“三个代表”会议的优秀干部。
   然而,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读者都会发现,《四川日报》的报道漏洞百出、假话连篇、自相矛盾。这篇报道,对于赵从容的罪行来说,起到的只能是欲盖弥彰的效果。赵从容在事发之后的逃逸有两个阶段,一是开车的500米,二是下车后行走、奔跑的1000米。这两段距离,在《四川日报》的这则报道之中都变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汽车由于惯性冲出的79米。赵副书记难道是齐天大圣、百变金刚?而赵被官车接走、扬长而去,也被描述成先将伤者送走以后,才在医院院长的劝说之下离开——如此看来,赵对于伤者真可谓“无微不至”、“大慈大悲”了。
   在《四川日报》的报道中,县医院院长这一角色的出现,也令人感到纳闷:如果肇事司机不是县委副书记,堂堂院长大人会亲自来到现场吗?很显然,院长大人来到现场,不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抢救车祸中的伤者,而是来保护书记大人的身体健康。院长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他发现肇事之后的副书记“面色不好”,“怕出意外”,便让领导先走,自己来断后,真可谓“奋不顾身”而“善解人意”——仿佛在这起事件中,书记大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才是最值得保护的国宝“大熊猫”。院长能够敏锐地看到书记的脸色变化,却看不到躺在公路骨肉模糊、生命垂危的受伤百姓,他的眼睛还真会“抓大放小”。
   报道还指出:“其间,县交警大队、县委办、新园乡干部、县医院救护车先后赶赴现场。”这里又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逻辑:如果交警是在赵离开之前到达的,那么他们为何不立刻将赵扣留起来,带回交警队讯问呢?赵何以能够当着众多交警的面,如同一名有功之臣一样,大摇大摆地乘坐县委的小车离开?交警人员对此理应负有严重的渎职罪。相反,如果赵是在交警到达之前离开的,那就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法盲,他的行为不折不扣地属于“逃逸”——县医院院长的“建议”荒谬透顶,他并非执法人员,无权指示肇事者离开。
   另外,我还注意到,报道中显示,赵乘坐县委的小车离开,而两名伤者被搬上的车辆分别是面包车和中巴车。看来,书记就是书记,群众就是群众,即使书记是肇事的书记、夺去群众生命的书记,他还是有权力、有资格、有身份坐小车;看来,群众就是群众,即使是生命垂危、血肉模糊的群众,你们还是得认清自己卑微的身份,你们只能坐面包车和中巴车,县委的小车岂是你们乘坐的?县委的小车绝对不会参与对受伤群众的抢救。这就是一个号称“三个代表”的政权的所作所为!
   丑行是越描越黑的。老百姓不是官僚们所想象的那样傻。敏感的老百姓从先后迥然不同的两则报道中,隐隐约约感觉出了点什么。肇事者赵从容从冷血副书记摇身一变为爱民如子的“赵青天”;《成都商报》从敢于说真话、为民鼓与呼的先锋到不得不发文更正、道歉的“认错者”,背后究竟是谁在“扭转乾坤”?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成都商报》随即将撰写报道的记者陈清开除出报社,因为他的采访“出现偏差”、他的报道“严重失实”。陈清含泪离开了曾经留下他点滴汗水的报社。在大陆新闻界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如果某一个记者因为“政治原因”被单位开除,其他任何媒体都不会、也不敢聘用他。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还存有一张说真话的嘴巴和一颗纯洁的良心,陈清就被权力那双看不见的手狠狠地砸掉了饭碗;同时,陈清被砸掉的不仅仅是《成都商报》这一家报社的饭碗,而且是成都乃至四川所有新闻媒体中的饭碗——他再也没有可能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记者的生涯了,如果还想活命的话,陈清就必须转行。
   究竟谁拥有这样巨大的力量,偏偏要将黑的说成是白的,偏偏要重新导演一出“指鹿为马”的戏剧?
   就在1月2日的《成都商报》头版上,位于陈清的这篇报道上方的,是另一则喜气洋洋、莺歌燕舞的报道——《省委书记领跑新世纪》,省委书记周永康领跑成都元旦越野跑的大幅照片赫然在目,整整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版面。照片上,周永康领导大小官员笑容可掬地在跑步。两则报道紧紧相连,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视觉效果——恰好,这一天周永康阅读了这张《成都商报》,本来是想欣赏自己雄姿英发的模样,没有想到却看到了另一个书记先生的丑行。一个书记在领跑,一个书记在驱车“杀人”,这就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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