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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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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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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与周星驰
·风暴中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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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铁磨铁》序:读友
·网络上下的“杀人”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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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柔软的石头?——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日本人的“自尊心”
·张健——一个人的横渡,还是一个民族的横渡?
·无耻者无畏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谁在伤害我们的自由?
·龙永图的悲与喜
·优孟中国
·从太空中看,地球没有边界……──写给为人类宇航事业献身的英雄们
·怎样做一个演员
·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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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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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德国、苏联与中国的集中营之比较
   法国思想家福柯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是《监禁与惩罚》,这本书是对监禁的历史的研究,也是一部“现时的历史”。福柯认为,以监狱为中心的斗争涉及对人体实施权力的全部技术,是现代性最为“幽暗”的一面,“监视、训练、操纵、评判、等级和地位、分类、检查。记录,这一整套蹂躏人体、控制人类数量并操纵他们能力的方法,经过几个世纪的古典时代,逐渐在医院、军队、学校、大学或工厂里发展起来:这就是纪律。无疑,十八世纪创造了自由,但它却为自由筑起一个阴森、坚固的地下室——我们永远隶属的纪律社会”。 在此意义上,现代人比古代人更不自由。《监禁与惩罚》是福柯在七十年代组织“监狱情报组”并为之长期服务的结晶,他表示:“我们要弄清何谓监狱:什么人进去,怎样和为什么进去,监狱里发生的事情,犯人的生活和看守人员的生活如何,牢房、食物、卫生状况如何,内部规章制度、医疗检查、劳动车间如何运转;如何从监狱出来,以及作为我们社会中的一名出狱人员意味着什么。” 虽然福柯在其著作中并未涉及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但其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这三个“帝国”的大型集中营——这三个国家的集中营,均是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服役型社会”)里军队结构式的单位。
   什么是集中营?纳粹的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共的劳改营是否为同一概念?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集中营是类似监狱的大型拘留中心,用于统一关押或隔离持不同政见者、敌侨、以及属于某一特定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团体的成员于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它与监狱最大的区别在于,集中营中关押的人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往往不经过法律判决即遭拘留,而且没有确定的拘留期限。有些被关押者虽有法律判决,而且有确定的关押期限,但这些判决大多是不经司法程序的,这些被关押者也往往不被关在监狱而是关在集中营中。通常人们很难清楚的界定集中营的各种形式,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中的被关押者的人权都被忽视、被损害。 按照这一定义,以上三者都属同一类别。
   集中营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日本、共产党时代的东欧国家、红色高棉、越南、北韩、古巴、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军政权的某些拉美国家及非洲国家等,也存在各种形式的集中营。但毫无疑问的是,德、苏、中三国集中营规模之庞大、人数之众多、制度之严密,可以居此排行榜之三甲位置。对它们的异同作比较,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其本质。
   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大屠杀,主要是基于种族主义思想。纳粹的种族政策,并非希特勒一个人的极端想法和做法,它深深地根植于长达五十多年的、从科学上反对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二十世纪以来,德国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开始接受“人类是不平等的”这一源于达尔文的思想。遗传学家、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发展出了一套人类遗传的理论,该理论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理论相融合,形成了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他们于一九三三年上台后,纳粹分子便制定了一个政治框架,使得该不平等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排斥政策变成可能。同时,德国的政界、知识界和科学界的精英分子为纳粹当局提供了顺利实施这一政策所需的合法性。 因此,纳粹的集中营制度,主要针对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劣等民族”,以及战争中的俘虏。对于本国本民族的国民,被送入集中营的一般是残疾人、精神病人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士。纳粹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来,相对要宽松一些。纳粹德国并没有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送进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主要目的是对犹太人进行“生物意义上的灭绝”。党卫队领导阶层决定在偏僻的灭绝营用毒气执行死刑,并认为这是最为有效和“人道的”方法。当然,他们也强迫集中营中的囚犯从事劳役,但他们不会因为囚犯能够完成劳役、具有劳动价值而放弃对他们的屠杀。在此意义上,纳粹的屠杀行为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功利价值。另一方面,集中营里大部分的囚徒最终都将被杀戮,所以管理当局很少对他们实施“洗脑”式的教育和思想改造。这也使得纳粹集中营的管理相对要简单一些。对于集中营,德国的社会大众一直保持沉默。德国社会更广阔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动机和制度上的机制,使得通过国家命令监禁并杀害数百万民众成为可能。在此,有四种形态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恶毒的、具有强烈的生物学和宗教成分的反犹主义;第二,在家庭、学校、每日生活当中强有力的制度化集权主义的倾向;第三,建立在缺乏身份、不安全感和战败创伤基础上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第四,被一个罪恶的领导阶层统治。
   如果说纳粹集中营是以种族灭绝为目的,那么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则以阶级灭绝为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即是新时代的敌对阶级,他们应当被消灭。他们是资本家、地主、富农等。而知识分子在此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十分暧昧:他们可以被确定为劳动者的一部分,也可以被划入敌对者的行列。这完全取决于领袖的一念之差。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一个共同点:两人都未受过完整的教育,在夺权之前属于仅仅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社会边缘人,因而对高级知识分子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同时,俄国和中国的历史上都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反智主义传统,知识分子要么被统治者“娼优蓄之”,要么被关进文字狱。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该传统最极端的继承者。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苏联和中国的集中营中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有庞大的文化精英群体。
   其次,纳粹政权的寿命较为短暂,其集中营存在的时间相应也较为短暂,而且其实际控制的区域和人口也有限。纳粹集中营大约存在了十年左右,其高峰期是在战争期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最残酷的集中营一般都设立在东部占领区。相比之下,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当漫长(苏联为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共七十四年;中国为一九四九至今),其集中营存在的时间与之同步也相当漫长。苏联集中营的高峰时期为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的斯大林时代,中国集中营的高峰时期为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时代。而且,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均远远大于纳粹德国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就集中营存在时间之长、区域之广、波及人员之多、制度之严酷而言,中国更是“名列榜首”。
   苏联的集中营被作家索尔仁尼琴命名为“古拉格群岛”,他在其巨著中指出:“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过分满的。” 苏联的政权体制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者自居,具有僵硬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苏联的集中营将经济功能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集中营成为苏联国民经济中的一条“隐蔽的战线”,成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源泉。“人民公敌”的家属、他们的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构成了变为囚犯的人的源源不断的链条。发展到军队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把成千上万身强力壮的人弄到了劳改营。托洛茨基曾经幻想过的免费劳动力落入了斯大林之手。
   苏俄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指出,恐怖行动不仅解决了政治任务,而且也在解决经济任务。由于古拉格群岛的扩张,斯大林已有可能廉价地实施最艰难的工程项目。他的囚犯建成了白海——波罗的海大运河和莫斯科——伏尔加大运河,在难以通行的地方修筑了道路,在极圈内建起了工厂……在三十年代末,很大一部分铜矿石、黄金、煤、木材等是劳改营的人开采出来的。在他的工业动脉中,这种秘密的免费劳动力流动地越来越强劲了。此时,在重大工程开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机关便会得到需要逮捕多少人的公开指示。 苏联的集中营将驱使囚犯从事艰苦劳动并创造社会财富为最高目的,强体力劳动让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丧命,如杰出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便死于苦役。
   但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集中营的管理者通常不干涉囚徒的思想与灵魂,他们把囚犯看作是创造劳动价值的一个个的“数字”和“编号”。研究者指出,前苏联的古拉格只拥有很少的一些值得称赞美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虽然它强制犯人身体劳动,但它差不多总是不理睬犯人的心灵,也就是说,它让犯人的心灵自由地遨游。苏联的古拉格很少强迫它的犯人去说教、去听政治宣传、或写交代、自我批评。索尔仁尼琴在描述苏联的古拉格时,很少有好的回忆。但这一点是其中之一。他当劳改犯时,很高兴地发现犯人不会被强迫去参加政治会议。
   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比,中共对社会的统治更加严密,军事化程度也更高。唐德刚指出:“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的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中国社会的控制程度高于德国和苏联,中国集中营的控制程度也相应地高于德国和苏联。与苏联的古拉格仅仅将囚犯看成“免费劳动力”不同,在中国的劳改营里,囚犯不单单是劳动力,还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灌输政治教条的会议被视为极端重要,尤其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
   对此,有学者分析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巨大的野心,使他比苏联前辈更顽强地要推行那种把人类看成是历史和物质力量造成的、全然可塑之物的马列主义乌托邦式的看法。当毛在全国各个乡镇灌输教条时,他其实就是依照他那种毫无根据或实证的乌托邦式的假设来行事。 这种看法并不十分准确。我认为,与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只关心个人权力和国家力量的独裁者不同,毛泽东对个人迷信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更为着迷。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并未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获得多少思想资源。毛泽东不仅要当皇帝(天子),还要攫取国师(导师)的角色,换言之,他企图身兼秦始皇与孔子这两种至高无上的身份。毛不仅使用暴力(军队)控制整个国家,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对国民进行完全的“洗脑”。
   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中的“洗脑术”,往往与酷刑、挑动囚徒之间互相残杀、鼓励告密、故意制造的食物匮乏等恶毒方法配合起来实施,从而让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无限地泛滥——表面上看那些似乎最“高尚”的教条,却以最下流的方式来强制灌输给每一个人。研究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汉纳•阿伦特在谈到纳粹的死亡营时,曾借用康德的“根本恶”概念来分析纳粹极权的性质,她把纳粹的暴行界定为一种使所有的人都变成“多余的人”的制度。人一旦被定义为废物,则用毒气室杀人,再通过焚尸炉扬灰,就不再负种族灭绝的罪责,残杀的整个过程因此而显得像一道工业生产的处理程序。学者康正果论述说,中共的极权之恶则与这种机械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瘪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同样是不把人当人,前者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后者则把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一脚踏扁。 当年的右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在集中营中不可能得到人道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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