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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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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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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
   我们经历了一段这样的历史,无论是屠杀者,还是牺牲者,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指示”的空洞无物和毫无意义都同样地心知肚明:正是这种认知,导致了这种以该意识形态为名义所实施的恐怖行径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卑贱;正是这种认知,造成了整个社会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根本堕落。杀人者虽然枪弹齐射,但更多的还是仅仅使用拳头,“杀人的棍棒”每落下一次,就会同时响起杀人者丧失理智的嚎叫——这不仅证实了最能够带给人最为放纵的权力感,并且借助于对理性的奸污,会与杀人的快感一起迸发出何等强烈的狂放,这种狂放——朝向人类生存的、无论何样未来的——启示录般的真实视野。

   ——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
   “反右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的事件。它几乎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累积形成的几代至为宝贵的知识分子连根拔起、一网打尽,将中国社会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和没有公共空间的极权社会。它使得中共当局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并催生出一整套更加严密的劳教制度和劳改制度,将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敌对分子”关进遍布中国大地的现代奴隶集中营。“反右运动”彻底暴露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政权的反文明、反民主的本质,与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天安门屠杀”等政治运动和事件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甚至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
   迄今为止,“反右运动”依然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和文化评论的禁区。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们未能写出一部类似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史诗般巨著来。正是由于当局对历史的扭曲和对真相的掩盖,导致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某种“后反右时代”和“后文革时代”,受害者的赔偿和社会公义的实现亦无从谈起。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疏理“反右运动”与中共劳教制度及现代奴隶集中营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多个层面比较纳粹德国、苏联与中共的集中营之异同,并以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夹边沟集中营为个案,剖析其管理制度和死亡比例。以此,作为对“反右运动”发生五十周年的纪念,以及对每一位死难者和幸存者的迟到的敬意。
   “反右运动”的起源与劳教制度的确立
   长期以来,史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反右运动”究竟是毛泽东一开始便策划好的“阳谋”,还是其中途变卦、杀机渐生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思路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毛泽东一开始想利用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运动”,打击党内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职业官僚体系”,从而恢复他在中共八大上失去的权力。挑动群众斗官僚、挑动官僚斗群众、挑动官僚斗官员、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四种组合是毛泽东在其漫长的掌权生涯中惯用的伎俩。他超然地置身事外,在每一次斗争之中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每一次血雨腥风的斗争都成为其巩固权力的手段。
   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上,党内高层利用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国际态势,成功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删去,并将毛泽东的权力部分架空。几个月之后,毛精心策划,掀起了“双百运动”,以对抗党内高层的“抑毛运动”。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不会有人敢于批评自己。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的最原始的构想。毛所制定的指标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三个“主义”不会与自己沾边,最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会伤及“皇上”。这是中国传统帝王政治的特色。
   殊不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阶层对党的批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当然,大部分人只是出于善意,向中共提出一些温和的意见与建议。但也有少数思想超前的人物,不仅尖锐批评各级党组织的官僚制度,而且将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的独裁统治方式,甚至提出中共应当还政于民、实施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触动中共体制本质的呼吁。有人将中共的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有人指出“现在的政府不保障公民权利的情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有人希望“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还有人揭示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制度的毛病,在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这一结果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经过中共建政之初的批判胡适、高校院系调整、反胡风等整肃知识界的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未完全成为依附于中共这张“皮”上的“毛”。毛泽东更没有料到,党和他本人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威望竟然如此之低,只要知识分子们还能保持独立性,他本人就无法成为指鹿为马的“红太阳”。毛的心胸极其狭隘,报复心极强,他立即决定改弦易辙,发起反扑,宁愿暂时放过党内干部,也要先拿知识分子开刀。他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这段话将其残忍的本性表露得淋漓尽致。
   于是,毛泽东公然宣称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此前宣布的“言者无罪”的承诺统统收回,其无耻程度让历代独裁者望尘莫及。正是由于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使得党内当权派甘当“反右运动”中的“马前卒”。在“双百运动”前期,遭到尖锐批评的第一线人物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职业官僚”。面对这一轮新的“整风”,他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毛泽东转而赦免其“罪状”,并转而迫害那些批评者时,他们便怀着深切的报复之心,积极主动地成为毛的工具。“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邓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一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者,亦每至二十年、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 在此次运动不仅没有受到触动、反而巩固了其地位的“党内当权派”。此后,刘邓等人继续掌权长达九年,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中才被毛打入深渊。
   对右派的残酷迫害,由毛泽东发号施令,由刘、周、邓等人具体执行。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如何处理数量庞大的右派分子,成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当时的知识分子约为五百万人,后来官方的说法是划了五十万右派,即按照毛泽东该标准的上限来划定的。其实,右派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五十万,甚至有许多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德国学者乌利•弗朗茨认为,右派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丁抒则认为,右派接近一百八十万人,而邓小平一九五二年五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称,“反右运动”实际上影响了一千万人,还有更多所谓“漏网右派”,以及被“反右运动”波及的“地富反坏分子”。
   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他要设计出一套制度将右派彻底铲除,确保他们无法继续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这既是对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手段,也是让其愚民政策此后畅通无阻的保障。当时,对于右派的处理办法,第一类叫“法办”,即通过原有的法律程序逮捕、判刑,从几年徒刑到十几年,到枪毙,都有。这类人在百万右派中是少数。而大部分右派的“罪证”,只是提出的一些温和的意见和建议,很难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定罪。
   第二类处置办法叫“劳动教养”,这是将右派迅速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去的“便宜之计”。“反右运动”对中共劳教制度发展意义重大。虽然此前劳动教养已经在各省市开始实际运作,如时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的黄琪翔便在“鸣放”中说:“人民失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联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没有听闻过。” 这说明集中营早已是中共惩戒不服从者的重要手段。但全国性的劳教机制还未正式确立,劳动教养尚待进一步制度化。 “反右运动”因而成为劳教制度化、现代奴隶集中营大规模扩展的重要契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发出指示:“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搞个劳动教养条例。”于是,总理周恩来赶紧行动,先由国务院起草,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具有法律的地位,规定凡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的,都可以送去“劳动教养”。此外,“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也可送劳教。虽然该《决定》只字未提“右派分子”之类的话语,但从以上对劳教适用对象的表述来看,显然是针对右派的。 一个明显的证据便是:在发布该《决定》的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 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赤裸裸地宣告:劳动教养就是收拾右派的法宝。
   可以说,劳教制度完全是为右派们量身定做的。对一个公民施加劳教的手段,不必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由其所在的单位、党委即可决定,然后由公安机关立即执行。毛泽东说:“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这种说法虽然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杀一百万”自相矛盾,但从劳教这一角度来看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捉”是逮捕,“办”是判刑。当时,绝大多数的右派,的确既未被“捉”,亦未被“办”,就是被“劳教”。百万右派中大多数属于该《决定》所说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的命运一般都是被送去“劳教”。“反右运动”之后,劳教制度固定下来,以劳改农场等形式存在的现代奴隶集中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准监狱”(许多“准监狱”的条件和待遇甚至比正规监狱还要严酷)。
   在右派分子当中,有人被送入新开设的、专门关押右派或以右派为主的劳改营,更多人则与一般囚犯一起关押在普通的劳改营。这两种情况各占多少比例,尚无人能作出准确的评估。 劳改与劳教的区别主要在于:劳改有刑期,劳教的不算被逮捕,未经审判,没有刑期。由于不知道何时“解除劳教”,所以几乎与无期徒刑一样可怕。 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在劳改营被关押了长达二十多年时间(“强制留场就业”制度使得许多人迟迟不能获得自由),比刑法中规定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最长年限还要长。更有相当数量的右派在劳改营被折磨至死,“右派分子”的死亡情况和数据,至今被当局秘而不宣。“后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刽子手之一,他只承认“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而不承认该运动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当然更不会向受害者道歉。而此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都是邓小平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他们必然忠心耿耿地执行邓的政治路线。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触及“反右”问题,甚至比触及“文革”问题更为敏感。只有少数稍有良心的中共官员会谈及这场运动,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高级干部李维汉承认:“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相当多数(右派)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但是,“反右运动”的若干真相远未揭开,即便是右派的真实人数、右派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关押右派为主的劳改营的数量等等最基本的情况,仍然暧昧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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