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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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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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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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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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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叛徒们


   叛徒们
   一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五千人会的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子和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他是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于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僭主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的记录部分地流传下来。“谁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只“牛虻”,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依赖于我知道得很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们要除掉长痂疮的羊羔,痂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政官阿尼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来了:禁止苏格拉底跟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癖好。然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接受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汁。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二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分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像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象”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量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的犯罪人们的警告。”暴行造就了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吁:“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匐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耍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八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三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他套在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一米五。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晚,墨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有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覆分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不抱幻想,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因此有人以为我是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拿自己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一九二八年五月,墨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兰西的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疵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二十年四个月零五天的徒刑。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中札记》,总共两千八百四十八页,合打字纸四千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的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感情澎湃如大海,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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