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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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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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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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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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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鼹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鹞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草莽中国》。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地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习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格利耶在《重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光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事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出现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为第一次打破了“忠奸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琦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诿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富于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量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拥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二十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相对的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大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了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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