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暧昧的邻居之十五: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余杰文集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
*
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暧昧的邻居之十五: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十月九日
   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早上林其根先生派车来接我们去志贺岛。林先生年已八旬,在日本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其生活习惯已相当日本化,但对中国依然有一份特别的关怀。林先生在日本拥有一间很大的公司,现由其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今天,林先生的儿子也亲自驱车陪同我们去志贺岛拍摄。我们分别乘两部轿车出发。

   志贺岛虽然不大,在日本却非常出名。有名不是因为岛上有什么奇异的风景,而是因为在此发现了改写日本历史的“光武金印”。此印的发现改写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
   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过去,很多历史学家都对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直到一七八九年,志贺岛的农民在耕田的时候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方,这才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此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普遍认为,“倭奴国”即“倭人奴国”之意,指的就是日本。
   从福冈市区驱车去志贺岛,约需五十分钟时间,穿越市区之后便到了繁荣的码头。福冈的货运码头上堆满了来自中、韩等国的巨型集装箱。码头附近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林先生介绍说,这不是普通的土地,乃是由填海所造之土地。此工程十分浩大,而所造之土地却十分有限。见此情形,我深感日本地狭人多之现状,这一矛盾难以解决遂成为一爆发口,而近代以来日本之对外扩张便成了必然之趋势。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驶入志贺岛。海如美人,真是百看不厌。志贺岛上居住着一群古意盎然的民居,他们的房舍亦古色古香。有渔夫沐浴着朝阳回来,桶里满是收获的鱼虾。他们身穿的蓝色布襟衣服和靴子,都像是武士时代的存留。一路发现诸多诗碑,镌刻着《万叶集》之诗句。
   村里还有一所小学,就在我们经过的公路的边上。我看到一群小孩子在操场上玩耍,孩子们的嬉笑声飘进了我们的车窗。林先生介绍说,岛上的居民大约有千人以上,岛上就业机会不多,人们大都从事旅游业和渔业,还有许多居民都在岛外工作。
   岛上绿树葱茏,山峦起伏,宛如天外仙境。在临海一面的山脚下,竖立着一尊大碑,上书十一个巨大的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这里就是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国王金印的出土之处,此金印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宝,被放在国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
   这枚金印证实了古代日本乃是中国之属国。日本并没有刻意掩饰这段似乎有点“不光彩”的历史,而是堂堂皇皇地在此立起一块大碑。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值得效仿。当然,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也没有必要为此沾沾自喜,并以老大帝国的身份去蔑视“委奴国”。在历史上,日本固然有过从属于中华帝国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我们就有了轻视日本的权利。恰恰相反,我们在厘清危险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同时,还应当虚心探究日本科技进步、经济腾飞的奥秘。
   海风拂面,清爽宜人。我们继续往山上走,上数十节台阶,在山坡上发现了一块用放大了若干倍的石制印章,如日晷般放置在一个一人高的平台上。凑上前去观察,其字样均清晰可辨。林先生说,他家中也有一枚复制的金印,是全日本仅有的两件复制品之一。
   继续往山上走,我们发现了一幅画在一块巨大的水泥地上的日本古地图。这片平地就在山坡上,面朝大海,背靠森林,地势绝佳。这幅日本古地图,有十数米见方,靠近了看不出全貌来,只有继续登上一个山坡,从高出其十余米的地方俯视之,方得窥见全貌。这幅地图宛如玲珑棋局,让“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幅红黑相间的地图,显示出了东亚大陆、日本列岛和大海的基本格局。虽然比例不太准确,却也将中国与日本的地理关系大致表现出来。有趣的是,地图的作者故意将日本列岛夸张地放置于整幅地图的中央,以显示日本才是亚洲与世界的中心。这种思路,与中国古代的帝王和文士以“中央大国”自居的心态异曲同工。
   我不知道这幅地图的作者究竟是谁,但对他在远古时代就能准确把握东亚地理的分布,深感敬佩。他如何洞察海洋与陆地的比例?如何确定每个小岛的方位?如果能“起死回生”,我真想好好地就这些问题请教于他。神秘的天文地理之学,让我既痴迷又困惑。
   面对波涛汹涌之日本海,观此色彩斑斓之古地图,中日之间数千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之恩恩怨怨顿时涌上心头。
   在结束此次访日之时,我不禁想起了百年之前中国士子黄璟访问日本时的感受来,他在日记中写到:“至入其境,见夫田畴井井,厘若图画。男妇勤能,风物都美,古所谓野无旷土,国无游民者……遍目中,学校如林,铁轨如织,无人不学,无学不精。凡商业、工艺、武备、警察、开垦、矿业诸大政,靡不悉心筹计,不稍留缺憾于纤微。”(《东游日记》)百年之后,作为又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心平气和地对比中日两国之社会状况,我的感受与之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经受了多次战争的硝烟之后,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日本。这不能不让我辈感到耻辱和伤痛。而要改变中国在个方面落后的现状,也绝非空喊几句爱国的口号就可以办到的。
   一九零五年,直隶士绅潘宗礼作为第三期考察学务者被派赴日。在日期间,他深感日本之强盛与中国之羸弱,“游观日本文明制度,眷念宗邦,万端交集”。五个月的游历结束之后,潘宗礼在途经韩国仁川回国时看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百姓生活极其悲苦。他又听说韩国大臣闵泳焕因忧国忧民而剖腹自杀的消息。在读其以死报国谢国民的遗书时,潘宗礼声泪俱下。在仁川的所见所闻,让潘宗礼更感唇亡齿寒,终至投海自尽,希望以死唤醒国人。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专门将此事上奏朝廷,并将其旅日笔记整理出十三条意见一并呈上。可惜,潘宗礼人微言轻,病入膏肓的朝廷哪里会采纳呢?近百年过去了,九泉之下的潘宗礼若重新游历日本与中国,他能够安心吗?
   参观完志贺岛之后,林先生还陪同我们去福冈海洋公园去欣赏各种海洋生物,还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海豚、海豹表演。福冈的海洋馆就在海边,海水可以直接循环到馆内。路上谈起北京“霸王硬上弓”修建水族馆,最终亏本倒闭之事,既好气又好笑。北京原本不临海,并不具有适应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为何非得要修建水族馆?还不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的心态在作怪,却白白浪费数亿纳税人的血汗钱。
   午餐之后,林先生父子送我们去机场,并坚持一直送我们进入安检通道。福冈机场的播音居然还有中文,看来从这里回国的中国人很多,中日之间的联系也极为频繁。在由福冈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又翻开周作人的这本厚厚的《日本管窥》。这段时间里,在每日各处奔波的间隙里,我把这本书翻看了好几遍。
   周氏的日本观并无系统的理论,但处处有真知灼见。他谈论的多是恒久的文化问题,而非变化多端的世局。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优长和弊端都有深刻体认。在《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一文中,周氏写道:“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它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桌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他对日本的喜爱,其实是对古代中国可遇而不可求的“想象”。那种优雅的人性、诗意的生活以及淳朴的审美,在中国已经失落很久了。因为这个理想在中国遥不可及,他便在现实中将作为邻居的日本找来“对号入座”。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氏不可抑止地爱上了日本。与哥哥鲁迅一样,他在日本也遭遇到了某些日本人作为“后起之秀”的傲慢,但更多的日本人却是如藤野先生那样和蔼、友好而单纯。
   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中国人应当取其长而弃其短。一方面以日本为师,另一方面也不可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周作人明确表示,不会因为热爱日本的古文化而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虐,“无论我怎样爱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很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周氏清楚地意识到了中日之间的隔膜,这一隔膜的根源乃是某些日本人“小人得志”的狂傲之气和某些中国人“老大帝国”的虚妄之心。某些愚昧的日本人把中国当作可以随意欺凌的软弱的邻居,却不知道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一旦被激发出来便是不可战胜的;而某些僵化的中国人仍然把日本当作不足挂齿的倭寇,除了嘲笑、痛恨之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日本的野心。
   周作人其实是一个明白人。抗战期间,凭借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切的洞察,他本来可以成为“文化抗战”战线上的猛士,却偏偏堕落为万劫不复的汉奸。他的落水既有家眷拖累的因素,更深层的原因乃是他对中国现实的绝望,以及他自欺欺人地以为日本能帮助中国重建伟大的古代文化、共同缔造东亚文明的辉煌。五四启蒙运动的失败,使周作人悲观地认为中国人无法实现自我拯救。
   因此,在我看来,周作人当汉奸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战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所写的“自白书”中,有这样的自我辩护:“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这种表面上理直气壮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辩护是软弱无力的。周作人所谓的“抵抗奴化”,其实是俯首帖耳地为“奴化”服务。当他穿着军装站在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装模作样地阅兵的时候,作为“五四”一代启蒙先驱的“周作人”已然死去,如今活着的仅仅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周作人因为了解日本而堕落为汉奸,比那些不了解日本而成为汉奸的人更加可恨。但是,周氏至死也没有对自己落水当汉奸的举动表示忏悔,甚至也没有清晰地袒露过那段心路历程。他像蚕一样将自己包裹在厚厚的茧当中,留给后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号。
   日本是中国恒久之痛。但是,对于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国家,谩骂是毫无意义的,仇恨也达不到任何的果效。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老师、邻居、敌人和朋友。日本人有其突出的长处,其长处在于勇于学习也善于学习;也有其鲜明的短处,短处在于一直没有形成确定性的民族精神体验。蒋百里指出了日本人精神上的弱点:“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的遗传,一时不容易改革过来——本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着些什么?现在它却妄自尊大,夸示它有的能力。它的宣传愈是扩大,它的内容愈是空虚。它如今将崇拜的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而畏惧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样,弥漫于一般社会。”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某些短处也正是中国人的短处。我们也一直未能确立一种稳定的精神信仰。直到今天,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我们依旧迷惘和困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道德伦理却跌破底线。中国该往何处去?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