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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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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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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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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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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邻居之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月六日
   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早上出发,乘坐新干线先到福冈博多站,然后转车。上午十一点到达长崎。下榻的宾馆就在火车站对面的小山坡脚下,走过两个街口即是。

   长崎是一个小城,市区呈长条状,沿着海岸线展开。海岸线总长仅次于北海道,居日本第二。由于这一带皆是临海的丘陵,市区建筑于山坡上,极富于层次感,且日式和西式建筑共存,相映生辉。清末到此参观的杨芾形容曰:“山雄水秀,图画天然。”(《扶桑十旬记》)而周学熙则说:“长崎山川秀丽、树木葱郁,市廛缘山层叠,略似香港,而路较窄。”(《东游日记》)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长崎是我到过的最优美的日本城市。
   我喜欢小城市胜于大城市。长崎像是一个袖珍的青岛或者旧金山。这里融汇了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文化精华。少许现代化的高楼,大部分还是旧式的建筑。当然,真正的“老房子”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年的原子弹爆炸几乎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
   我住的房间,窗户正好面对着山坡上的一所教堂。教堂里悠长的钟声传来,使我疑心到了西洋。日本教堂不多,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也不多。而长崎是日本最早开放的港口,也是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最为广泛的地方之一。多种文化的杂交,给这座海滨小城带来了浓郁的异国风味和深厚的人文传统。
   中午稍稍休息,便去采访长崎前市长本岛等先生。本岛先生因为反对天皇制而曾遭到暗杀,此事轰动一时。我们走过几段阶梯,到了附近的一个教育会馆,在一间办公室中,我们见到了本岛等。他大约七十岁左右,个子矮小,身体衰弱,一身旧西装,一点不像曾经当过市长的官僚,反倒像是一位朴实无华的乡村退休教师。
   本岛等先生站起来与我们握手,然后静静地等待我们设置摄影机。我们谈起了旁边的教堂,他告诉我们,他的祖先是日本最早的天主教徒,在德川幕府禁教的时候,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曾经逃到一个小岛上生活。因此,他的身上也继承了祖先对压制信仰自由者的痛恨,而天皇正是日本最大的专制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本岛等在议会上公开讲述反对天皇制的观点,顿时全国为之哗然。此后,右翼分子多次到他的办公室旁边示威,有一次开来多辆黑色轿车,使得长崎的交通亦为之瘫痪。后来,凶手果然向本岛开枪。多亏上帝的保守,子弹偏离心脏,本岛等幸免于难。
   本岛等缓缓地说:“我不后悔自己所说的一切,我也不怕他们再次来加害我。”他的语气柔和,背后却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勇气。本岛市长认为,在反思战争问题上,广岛与长崎是区别的,长崎的反思更为深入。在受害与加害问题上,必须要弄清:日本先有侵略行为才有原子弹的恶果。本岛这一超越民族主义的宏大的人类视野,让我肃然起敬。在心胸狭窄的日本国民中,这种观点俨然是空谷回音。
   本岛骄傲地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这些思考和言论,德国政府曾经专门发给一枚勋章。这枚勋章表彰其既关注长崎在原爆中受害的一面,也关注日本军队害人的一面,这是一种超越国家民族的和平主义精神。德国政府认为,本岛的这种思路非常值得德国民众学习和借鉴。
   本岛高兴地领取了德国政府颁发的勋章,却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给的“天皇勋章”。日本政府规定,担任市长职务十二年就能获得一枚三等天皇勋章。本岛共担任了十六年的市长,当然有获得这种勋章的资格。但是,鉴于本岛反对天皇制的言论,日本政府对此相当谨慎。
   于是,日本政府中的有关负责人事先便来询问本岛是否会接受勋章。因为如果贸然发给而被拒绝,政府将会感到很没面子。本岛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会接受跟天皇有关的勋章。”这个小故事很能体现本岛先生刚正不阿的性格。我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拍摄到这枚德国政府颁发的勋章。本岛欣然同意,只是勋章放在家里,他建议我们可以去他的家中拍摄。
   于是,我们一起出发。本岛说,步行去他家要半小时左右。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且外边已经下起了雨。我们不忍让老人如此劳累,便说路程太远,今天可以不必去了,我们改天再约。
   老人执意要满足我们的愿望,昂首带领我们走进雨中。老人身体衰弱,大约是暗杀后遗症吧。我们立即叫来一辆出租车,请老人先上车,然后我们坐在后面。在日本,市长任满之后,确实完全恢复为一介平民的身份——既没有专车,也没有专职的司机,除了退休金之外,没有别的优待。而在中国却是“一日为官,终生为官”,若干优厚的待遇能够享受至死。
   本岛家十分寻常,甚至还有些简陋。由于他正在写作回忆录,地上摊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他在橱柜里找了半天才找出那枚小小的勋章。
   拍摄完成之后,回到宾馆已经是晚上七点多,老田帮我们约了长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专家高实康稔一起吃饭。高实先生身材笔挺,长须白发,有点西方人的味道。他在专业学术研究之余,致力于朝鲜和中国劳工受害者问题的研究,是长崎和平资料馆的负责人之一。高实先生好酒,与老田对饮数杯。
   散步数百米回到宾馆。街道上行人稀少,宾馆附件街道的转角处有一个小小的超市,各种新鲜蔬菜和水果颇为诱人。
   我在房间内看电视,有一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琦玉县检阅日本军队的新闻。石原频频向军人致敬,且仰首向天,有点希特勒的模样,气焰十分嚣张。石原公开宣扬种族主义观点,既反美又反华,一边对美国说不,一边侮辱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偏偏中国一群可恶的奴才,在九十年代中期,居然明目张胆地以石原为师,炮制出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来。他们在书中声称要学习石原的“反美精神”,却丝毫不提及石原侮辱中国的言论,真是认贼作父。书商张晓波等人,赚此昧良心、害民族之“折寿钱”,令人不齿。
   由此新闻可见,石原在东京乃至全日本极得人心,在多次选举中得票率都极高。此点值得中国人警惕。石原的崛起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其背后有一个汹涌的思潮,即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日本恢复其“大国地位”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其前提必须是对战争罪行有清晰的界定和深刻的反省,根绝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
   另外好几个频道都在播放各种侦探片。这些天来,我发现日本的电视中侦探片比重巨大,日本的书店中也有专门的侦探小说的书架,而且购买者众多。侦探文学(影视)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宛如武侠文学(影视)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社会制度可以翻天覆地地变迁,而此种热爱却持续不衰。在日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侦探”类别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鸳鸯蝴蝶派,都是从日本学习侦探小说的做法。而八十年代初,《人证》等日本侦探片风靡中国,也开启了侦探影视和文学在中国的复兴。
   日本的侦探文学和影视作品,故事往往比西方的更加复杂,基调也更为阴暗,少惊险动作而多心理分析。蒋百里在《日本人》中分析日本为何多侦探小说,从武士道与大和魂谈起:“武士长处,就是所讲‘道’。但他的首领随时有被击的可能,他对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侦探术就特别的巧妙。近百年来养成了一种间谍的天才。日本的高级社会,常常不自觉的喜欢用诈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其中两个最有名的英雄,一是丰臣秀吉,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国民给他们的绰号,前者叫做‘沐猿而冠’,后者叫做‘老狐狸’。日本人最喜欢读这个时代的演义。在我看来,那些正是别有风味的侦探小说。”日本人对“术”的张扬,其实胜过对“道”的崇尚。换言之,日本文化是“以道为表、以术为里”。所以,日本人才会作出偷袭美国珍珠港这样让西方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当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宣战的时候,美国的高级官员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个小时之前都还在诚恳谈判,转瞬之间却悍然宣战,这哪里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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