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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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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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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魑魅人间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一九零三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三十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一九五零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四十七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后世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用于“宣传”的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是粉饰现实的工具、也是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了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新的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来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的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前者终于获胜。
   “革命”何以堕落?在动物庄园里,连几个字母也学不会的鸡鸭牛羊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争取管理庄园的权力,他们把一切权力拱手让给“具有非凡学识”的拿破仑。正如黑格尔所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指出,“乌合之众”永远是极权主义的群众基础。
   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因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老马的命运让我想起了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那些一辈子忠心耿耿、到头来却死无完尸的奴才的命运。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就愈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地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对此,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斯奎拉不正是二十世纪的戈培尔、日丹诺夫和胡乔木们的缩影吗?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这就是斯大林借“托派”之刀杀人无算的恶行——既然托派永远都在捣乱,那么杀戮就一刻也不能停止。这种恶行在若干极权国家里都在同时上演着。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领袖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这里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地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建立之初的教条“全体兽类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兽类比其他兽类更加平等”。这一行修正轻易地取缔了平等的实质,使极权主义的秘密昭然若揭。学者康正果的书评摘译了奥威尔在论文《文学的受阻》中的一段话:“极权主义认为,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有待认识的东西。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专政,为了巩固这个专政,其统治阶级必须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但事实上世间并无不犯错误的人,所以,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这个或那个胜利确已取得,重新编造过去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就得相应地改变理论教条,乃至重新评价主要的历史人物。这类事情当然随处可见,但在那些任何时候都只允许有一种观点的社会中,它显然容易导致公开的弄虚作假。极权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不断更改过去。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弥天大谎与撒点小谎同样都无关痛痒。在极权主义看来,整个历史记载都是偏颇不确切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现代物理学已证实我们视为真实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虚象,因而相信感觉便是低下庸俗。一个固步自封的极权主义社会往往要建立一种早发性痴呆症的思想体系,很多常规虽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学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历史家却可以对其漠然视之。”极权主义者不仅左右着社会成员对现实的看法,还通过大规模的修改历史事实的行动,将人们的记忆也改写了。人们生活在虚空之后,逐渐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极权主义社会里,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成为常态,而说出真话的人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苏联专门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置了数百家精神病院)、要么被割断喉咙送上刑场(如被杀害的张志新)。极权主义国家的教育和新闻宣传都以愚民为最后的旨归。智慧是罪恶的同义词,而同情立即就会带来自己的灭亡。极权主义者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个用谎言浇筑出来的“钢铁战士”。
    《动物庄园》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作品是在奥威尔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时利用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的。刚开始,由于小说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十二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它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在英国书商协会列出的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庄园》与《麦田的守望者》、《蝇王》等巨著并列而毫不逊色。而在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则更深刻地探究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与人性、爱的关系。
   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三十多年后)的“海洋国”。“海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色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三百米高硕大无朋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首墙上都装有这样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事,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治运动的口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记日记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罪,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远是在深更半夜,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有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温斯顿仍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全是偷偷摸摸的。海洋国把性爱规定为“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并且不允许离婚,温斯顿与妻子分居了十年,个人生活极其痛苦。故与裘丽亚之间,由性关系发展到爱情。当爱情诞生的时候,也就是温斯顿对极权主义决裂的时候——爱使人性恢复了常态,并由此反思极权主义将人工具化的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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