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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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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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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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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单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僵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想,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们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僵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泓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事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抒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像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更为严重的是,在那样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里如此抒情,难道不是在为专制统治者遮遮掩掩吗?如果这是杨朔的真情实感,那么他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如果这不是他的真实感受,那么他就公然在撒谎。
   一元化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九十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像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锥心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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