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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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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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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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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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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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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于一八九八年发动保卫德雷弗斯上尉运动的那一群人而言,“知识分子”一词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富有强烈道德动力的作家,用通俗的语言向一批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群体讲述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一九八七年,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敲响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和这个阶层的丧钟。该书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左拉当年的《我控诉》,不过左拉控诉的是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政权,而雅各比则是声讨脱离现实的当代学术和当代学者。雅各比认为:社会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目前的美国知识分子,多半以私人身份露面,他们的书只是为同事写的,圈外人很难读懂;他们的批评文章,受界限分明的学科所制约。一个大学教授的“社会性”或“公共性”很难超出大学校园。主宰知识生活的是一批学术专门家,而不是一批深知世故的通才。对此,雅各比哀叹道:“激进的社会学家成百上千,就是没有一个威尔逊。如果西部边疆的开拓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告一段落的,文化边疆的开拓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结束的。”
   知识分子的历史真的结束了吗?
   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是谁呢?
   学术与意识形态
   学术与意识形态的纠结,在东西文明诞生之初便是一大问题。东西方不同的处理方式,决定了双方迥异的知识谱系。
   以希腊文明为例,希腊哲学显然不是纯粹的哲学。哲学家的目的是:一、了解人及其宇宙的本质;二、确定人与宇宙的关系;三、为人类寻求明智而美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希腊哲学发展出四大领域: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希腊人的伟大天才在于,他们能够认识到安定和进步可并存。在他们看来,一个合理的、协调的、稳定的、而且相对自由的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完全可能同时发展。正是这种毫无偏激和具有社会责任感前提下的个人自由精神,表明了希腊人明确的现代性。
   我认为,希腊文化的精髓在于学术与意识形态互相尊重。学术不必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刻意干涉学术自由。学术的自由,是广泛的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伯利克里曾经在公民大会上讲演道:“我们享有的自由适用于日常生活,我们并不互相猜忌,倘若我们的邻居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并不责备他……雅典市民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并不忽视公众事务。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国家的人不单并非无害,而且无用;虽然只有很少人能制定政策,但我们全部可以判断政策的优劣。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是政治行动中的阻力,而是达到明智行为的必要措施。”这段话切不可等闲视之,它所阐述的原则,完全可以作西方政治史和学术史的基石。
   学术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无自由则无学术。中国似乎只有意识形态史,而无学术史。儒学自诞生之初便被“国家化”,取得独尊的地位后,自身的思想活力便完全丧失了。中国的学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暴露出它作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知识形态的全部弱点。在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天人合一”,这种“合一”乃建立在对自然顺应的基础上,因而自然主要不是作为人类探索、认识和作用的对象,而是顺从和依赖的对象。这种“天人合一”与当代环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人却错误地将它当作一块批判西方、拯救世界“新大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生命境界。相反,中国文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到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厘定上,从孔孟、老庄到魏晋玄学,到佛教禅宗,到陆王心学,是一条从本心获取欢乐的重要线索,追求一种超稳定感的人生哲学。这样,中国传统学术缺乏与现代文明接触的“科学理性”,囿于无所不在的“伦理理性”,最终沦为官方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奴婢。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没有根本动摇“六经”的神圣地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六经完全抛在一边呢?
   过去:否定或怀念
   我想往八十年代,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未班车。最近,肖全出版了他的一本摄影集《我们这代人》,包括了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的文化精英(当然,更优秀的若干人士可能无法还处于露面的状态),我能从照片上捕捉到他们昔日飞扬的神采。
   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份,只有五四一代人能与他们并肩而立。他们有三个宝贵的特点:一是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二是不屈不挠地参予历史的热情,三是对“知识分子”身分的空前自觉,他们希望在短暂的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知识分子数百年的历史使命。于是,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相反的命题,并置于同一时代的呼号之中。
   我拒绝那些嘲讽、指责、否定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的声音。九十年代,充满恶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是一批冒充“先知”的“后知”,通过蔑视别人所承担的苦难来示自己的高明,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太高明。一边享受着前人用鲜血换来的财富,一边指责前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妥,这未免太无耻了。把无耻当新潮,把赏玩当优雅,把怯懦当聪明,确实是九十年代学术界的新景观。
   新潮学者们很喜欢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杰姆逊,那么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杰姆逊在《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唯一主义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新潮派吮吸着西方的乳汁,却恶毒地责骂替他们肩起闸门、放他们跑到光明里去的前辈。他们把过去的事件“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其目的不过是替自己在历史上“叙述”出一个“崇高人位置”,而自身实在不那么“崇高”,便只好用“打倒崇高”来证明自己的“崇高”了。
   我们薄情寡恩地对待十年前的先行者们,美国知识界却对本世纪初的纽约文化人悠然神往,充满了思故和怀旧的情感。
   二十世纪三四十和五十年代,在纽约有一批围绕在《党派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如菲利普•拉夫、爱蒙德•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艾尔弗莱德•卡津、欧文、和丹尼尔•贝尔,他们形成了纽约知识分子的核心,这批人以桀傲不驯著称,他们的文体为“自由作家的锐气、孤高自傲和穷追猛打”的结合。
   《党派评论》重视思想观念,重视在发行量少但读者层次高的刊物间发起论争,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称《党派评论》为“美国知识界的喉舌”。他们喜欢写散文;虽然题材广泛,要求偏高,但没有晦涩的术语。这些文章是专家专心致志写的,却又有反对专门家的心态表露,评文论政,得心应手,文未点题,得出道义上的结论。他们似乎在永无休止地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美国面临的一系列政治挑战,引起的共鸣,反过来又给这些作家以一种远为广泛的影响。他们是一批重视其冷眼旁观的地位的反对派人物,对常规的智慧总要表示不同意见。卡津指出:“即使内心同意也要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跟着主流文化走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豪说:“异化是我们引以自豪的自我评价。”
   那些能够称之为“金本位”的著作,即使绝版了,但是受到尊重,如威尔逊的《开往芬兰站》、特里林的《自由的想象力》、卡津 的《故国情怀》、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扶夫的《形象与观念》。他们提出的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以此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他们成为辉煌的回忆,被多得不可胜数的传记和回忆录赋予了某种神圣的色彩。
   否定与回忆,两种不同的面对过去的姿态,揭示着两种不同的现实。
   知识积累与公共参与
   美国学者罗伯特•S•博恩顿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一篇论文《新一代知识分子》,向我们勾勒出美国知识界的另一幅图景:在知识分子纷纷退居学者讲席的时候,美国出现了一批继承纽约文化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有趣的是,他们的主体由黑人和犹太裔组成。这群新一代知识分子中,有诺贝尔奖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利弗林•刘易斯、散文作家斯坦利•克劳奇,以及威尔逊、盖茨、胡克斯、卢里、贝克等,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群落。他们认为,在吸毒成灾,经济萧条、犯罪猖獗的中心城市里痛苦呻吟的“那些人”,是“自己人”,知识分子不能丢弃他们。
   这个道理已经超越政治和政策,“和我们当中最穷困的人打交道是必要的,这是一种道义的必要性。如果我们美国人经受不了这个考验,我们就辜负了作为“山顶城市”的自我形象,就当不了全世界自由和希望的灯塔。”
   我敬佩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的欲望与对精神和思想自由的欲望是同构的。知识的积累,同时也是自由的积累;文化的耕耘,最终开出了民主的鲜花。
   反观中国,千年以降,“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倒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知识积累越来越多,不仅没有打开一眼自由的甘泉,反而成为“自由之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汗牛充栋,却成了堵塞泉眼的大磨盘。问题出在哪里呢?
   中国的知识倒是一点一滴地积累的,中国的士人倒是热心参加公众事务的。但是,积累知识的过程中丧失了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追求,参与现实的过程中丧失了对自身人格独立的捍卫。于是,知识便沦为既非形而上,也非形而下的“伪学术”。殷海光先生说得好:“自古以来儒门最大的弊端是与现实权力粘合。任何教条,即令再好,与现实权力粘合久了,便容易被权力压变了形,或者失了原味。儒门严于阶级上下之分;讲究‘定于一尊’;主张‘尊王攘夷’,掀起浓厚的权威主义的气氛。这些要素无不合于君主的胃口,很容易用作治理万民的建构框架。所以,儒宗终于战胜了佛老,取得了统治的地位。”殷海光先生打蛇打准了七寸,中国学术的病根就在此处。
   找到了病源,顺流而下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了。本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本该具有的超越文化反省态度,—直被“文化救国”、“思想革命”等实质性的运作所遮蔽。新创或引入的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橘生淮北为枳,依然笼罩在儒学支离破碎的神光圈里。因此,一种普通性、持久性价值关怀的文化规范体系,迟迟未能成形。到了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这一“缺席”到了令人焦灼和绝望的程度,没有人回答得了“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
   个人在参与公共生活的同时,又必须保持完整的“个人性”。一旦“个人性”丧失,参与便毫无意义,个人便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因此,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强调了他的三个不可撼动的立场:第一,反对任何闭合的思想体系,即反对用存在于本身之外的某个可用理性解释的实在来解释生活和人本身;第二,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第三,强调试图在世界上做某事的个人所具有的自由和责任。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道德规范,人必须完全用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指导行动,而无须首先确保自己行动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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