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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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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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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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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子不语》

   
   新《子不语》
   
   
   (一)

   
   五月初,在三角地海报栏看到一则时事社的启事,内容是说原来拟办的“时事论坛”,根据学校党委、团委、学工部(大概还有其他一系列机构,我记不清了)的指示,因为论题和时间的原因,只能予以取消,希望同学们原谅云云。那是一张蓝色的不起眼的广告纸,在周围大红大绿的广告中如汪洋中的一条船。但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那个书写启事的同学颤抖的手臂如在目前。
   前一张启事公布了一批论题,我那时匆匆扫过一遍,无非是国营企业改革、民工潮之类的老掉牙的话题。没有涉及什么“禁区”,甚至没有到达“禁区”的边缘,全是“但说无妨”的话题,反正当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
   但第二张启事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捷克作家史明克在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恢复自由》的著名社论。他在回顾五六十年代捷克人生存状态时这样写道:“我失去自由的时候年仅二十岁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等我自己醒悟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我便已经没有自由了。人家在一点儿一点儿把你自由翅膀上的毛拔掉,你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你想飞已飞不起来了。过去我倒是常提醒自己。失去自由是很容易的,但是再得到就很难了。”同我一起看海报的,是兴高采烈的同学们。我想起史明克的这段话,觉得我的同学们的笑容太夸张了。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言论自由是一种“先在”。言论自由甚至不在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理念的范畴内,因为言论自由是无须用法律去保护的、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人应该有言论的自由,不必进行任何论证。我所理解的现代社会的“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把人的潜能,即一个人的智力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及不信仰的自由,用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弱妇孺和青壮年一切人的爱的自由;三、动员社会各界、诱导人们的社会本性,去谋求民间团体、政界、企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不同范畴的人类共同福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以上三大自由的基石。
   在离广告栏五步之遥的地方,是一排玻璃橱窗。橱窗内是一组组专题宣传照片,有一组是“纪念李大钊烈士遇害七十周年”。照片上一大群师生在李大钊铜像前献花圈、默哀、鞠躬。那张启事跟这组照片相映成趣。李大钊先生因何而死?恐怕没有几个人去想。人们只知道,他是被张作霖所杀害的。张作霖为什么杀这位大学教授呢?李大钊又不跟他争督军、司令当。原因只有一个:李大钊追求自由。记得李大钊说过:“禁止思想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它们,超越它们。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它,它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它、制抑它、绝灭它、摧残它,它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谁有资格“纪念”李大钊先生?既然“莫谈国事”,我便冒着“腹诽”的危险思想吧。
   
   (二)
   
   在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对面有个学生扔张纸条到我面前,便匆匆而去。我一看,写满了不堪入目的辱骂的话,原来他看见我桌上的包和他丢失的“十分相似”、“甚至书包上的小洞也知道是怎么来的。”因此他便认定我是窃贼,是“露出尾巴的王八蛋”;因此他就与这张条来痛骂我,谴责我。
   这是一场误会,它深深地伤害了我。被误作盗贼倒还在其次,它背后有更可怕的东西。由此我想到了很多:一是北大确实有那么多的盗贼。我理解那个“愤怒者”的心情,因为我也丢过好几次包和书,那种痛苦仅次于失恋。二是这名“怀疑者”实在太愚昧了。我很难想象他在北大里念书,他居然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就大骂出“手”——在纸上写肮脏的字句,然后仓皇而逃,显然非英雄行径。他既然认定我的包是他的包,他为什么不敢对质呢?三是法制观念的薄弱。“一口咬定”是国人最擅长玩的把戏,中国之冤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人”的上面,没有“法”的存在,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法律怎么认为与我无关。中国人最喜欢干的职业便是法官了——无法可依的法官。四是猜忌席卷了校园。人人皆为鲁迅,“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估量世人”。这座校园里的信任、爱与关怀早已荡然无存,仅仅是写在宣传标语上。他人即我之地狱,那么我不也是他人之地狱吗?
   有个叫杨树达的学生跑到鲁迅那里撒野,鲁迅写了篇文章痛斥之。后来得知杨君是精神病患者,先生又撰文表示歉意。那个“袭击”我的学生显然不是精神病病人,对于这种心灵扭曲的、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的家伙,我绝不宽恕,我诅咒他下地狱。并不仅仅因为他侮辱了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流露出的可怕的“暴民”精神,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砍砍杀杀,如李逵,如义和团,如希特勒,如红卫兵,如伊斯兰恐怖分子,人世间少一个是一个,少一个少一分灾难。
   轻信、独断、固执源于愚昧。北大有无数这样愚昧的家伙,这是北大的悲哀。有朋友说,北大应该担当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我说:北大自身尚是一处蒙昧之地,自己尚需启蒙,如何能启他人之蒙?像那个轻信、独断而固执的家伙,他能去参加启蒙?北大居然培养出这样的玩意来,北大还能不反省吗?
   我想,我的一生怕是要献给与愚昧的斗争了。王小波先生是九十年代难得的一个向蒙昧主义开战的文化人,他的猝逝与其说是疾病导致的,不如说是无边的愚昧淹没了他。“愚昧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力,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并以之为痛苦呢?那个可怜的丢失了书包的家伙,心里恐怕溢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与幸福。而报复的对象是谁,对他来说已然不重要了。
   在平静的校园里,遇到怪事的机会不多。很不幸,我遇上了被当作窃贼的命运。很幸运,这件事让我作了这么多的思考。
   
   
   (三)
   
   有一段时间,三角地和几个食堂前的广告栏上都贴着一张内容相同启事,它的内容传播在好奇心极强的学生们的口耳之间。
   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个北大学生,某日在食堂遇见一名女孩,声称她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女儿,在北大留学,忘带了饭卡,需要借我的一用,只用五块钱,并让我留上地址,半个小时后来归还,我轻信了她,把饭卡借给她,结果从此杳无音讯。饭卡上还有数百元,这样一来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个女骗子。北大里已经有十多人受了她的骗,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学上当受骗,特意撰写警告,望大家引起警惕。”后面还有关于女骗子相貌的一番具体而微的描述。
   我对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女骗子的手段很有兴趣,她的定位巧妙绝伦:日本大使的女儿。启事上说,该女相貌平平,显然难用“美人计”迷人,于是她便自我加冕,一旦成为“日本大使之女”,顿时身价百倍,畅通无阻。
   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女骗子精通心理学。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人的脉博:国人对日本艳羡不已,对日货更是五体投地。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忘掉吧,战争赔款也一笔勾销,我们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使的女儿”谁不肃然起敬?谁还会想到“日本大使的女儿”是骗子?阿Q们总是对有钱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怕”。
   不恨日本人,这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当以色列特工千里万里之外追捕昔日的纳粹余党的时候,中国人却嬉皮笑脸地向日本讨贷款。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看作天朝国民,把日本人看作倭人,但血就是血,债就是债。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日本罕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写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考证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这头禽兽是剑道高手,七十岁了还身体硬朗,那双扼死郁达夫的手保养得很好。战后他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也没有感到心灵的内疚,舒舒服服地活了半个世纪。
   在日本,这样的畜生有几千、几万、几十万?
   “日本大使的女儿”可以在北大骗十多名学生,这对北大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北大之为北大,乃是有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契机是反对日本占我青岛。那些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前辈们,知道他们的校友们一听到“日本大使的女儿”便像阿Q一样膝盖发软,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八百壮士的上海、血染征袍的上海,如今成了向日本输出廉价妓女的基地,这个“玩笑”,即使是昆德拉也承受不起啊!
   日本凶焰高张,又图谋我钓鱼岛。北大只有几个学生站出来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后来便没有下文了。大部分人还是日本的“热爱者”,“有关部门”更是同别里科夫一样含叨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于是,一切作鸟兽散,连征集签名也成了空谷回音。
   一个假的“日本大使的女儿”就能狐假虎威,那么真的“日本大使的女儿”驾临我校呢?我看过太多的良民们举着小旗子欢迎的镜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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