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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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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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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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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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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好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尽管吸收了近代文化的气息,但更多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扑、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但从《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儿,退化到给毛和作旧体诗的文学弄臣,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难怪周扬说:“郭沫若同志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也说:“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氏的“班头”一词用得绝妙,郭虽然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实际上仍是“倡优畜之”——班头,不过是戏子的头儿罢了。司马迁早已窥破“文人”的地位,同样是搞历史的,晚生两千年的郭沫若却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两个儿子的惨死也没有令他清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年底,又作一曲《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阙是“战果辉煌,凯歌高唱,东风欣有主。梅花万树朝阳,铁骑干营迎曙。严经考验,新历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折光明,迈出坚强步伐。”骨子里依然是奴隶,奴隶必然忍受不了没有主人的日子,旧主子刚死,他又开始寻觅新主人,故有“东风欣有主”之句,一个“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这个新主人却是“庸主”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着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点。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住在这样一栋华屋中的国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长,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能够坚持的了——一个儿子精神分裂、在军人中自杀,一个儿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为父亲,他连一声抗议都不敢发出。“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荡在白骨与废墟之上的“欢乐颂”。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了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比待价而沽却狼狈如丧家之犬的孔子要幸运得多,他获得了政权所能给当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然而,这种礼遇背后却是对其人文价值的彻彻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他必须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书,留下的仅仅是一道前车之辙。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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