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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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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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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三题


   鲁迅三题
   秋天出生的人

   他出生在秋天,一八八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秋天出生的人,沉着地面对凋亡,镇定地注视荒凉。“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当也是在秋天出生的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枣树依旧,主人却不在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第二十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他欠下了一笔债务,却拥有了一个家。经过半年的设计改建,一九二四年五月迁入居住,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四合院,院里先生手植的丁香还茂盛着。丁香丛后面,便是先生的“绿林书屋”,又叫“老虎尾巴”——既是工作室又是卧室。在这里,鲁迅写下了《野草》、《热风》、《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作品。
   故居的参观者很多,孩子尤多。孩子们的笑脸与笑声显然与这里的气氛不合。鲁迅是孤独的人,“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孩子们会不会打扰先生呢?我转念一想,也许先生乐意看到、听到这一切,先生的努力,正是让后世的孩子拥有笑脸和笑声——尽管今天的笑脸和笑声与昨天的笑脸和笑声一模一样,仅仅属于童年。
   对于枣树来说,秋天是一个苛刻的季节,“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对于鲁迅来说,秋天是一个真正沉下去的季节,像大水缸里的一粒米,慢慢地沉到最底部。《坟》中的杂文是鲁迅杂文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之一。秋天,奏响的是失望的序曲。秋天之后降临的是萧条而冷酷的冬天。可先生何尝害怕过失望呢?他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尽管他自己已然弱不禁风。秋天是热与冷、明与暗的过度,是颓唐的辉煌,是无奈的挣扎;秋天出生的鲁迅则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与光明交界线上的牺牲者。
   鲁迅与秋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作为一个中间季节的秋,转瞬即逝,尤其在北京。这个坚硬而明亮的金属般的季节,却蕴含着黯淡与尖刻的情绪。中国人的秋天,是孤魂野鬼最多的时候,这才有那么多的祭祀,焚冥箔,燃河灯,送他们盘缠,为他们照路。先生呢,在秋夜里,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扑在灯罩上的小青虫,便“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其实,茫茫人世间,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只自取灭亡的小青虫。“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先生与夹在夏冬之间的秋天一样,感到既困惑又尴尬。
   这是一个易老的国度。像李守常那样保持青春热血的革命者只能被送上绞刑架——看你还能妙手著文章?看你还能铁肩担道义?丰子恺——还不到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进入了人生的“秋天”;而先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钱玄同所规定的“自杀线”,肺病开始蠢蠢欲动。刚搬进新居,他就大病一场,吐血不止,余下的生命便全靠“熬”了。
   “绿林书屋”的主人是个千夫所指的“恶人”。他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包括亲人,包括时间。墙上,我看到了那副有名的离骚集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屈原是个悲剧的诗人。先生呢,是悲是喜说不清。他把自己,同时也把秋天看作“中间物”,他这样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真正了解了秋天,也真正了解了自己。
   走出先生的故居,走远了,还能看到灰墙外落尽叶子的枣树;沈从文说:“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直想下跪。”可惜的是,现在北京空气污染越来越厉害,秋天的天空也阴沉沉的。在这阴沉沉中,我忽然想到,先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去世的。还是秋天,是深秋,寒意已浓的深秋。一个秋天出生的人,在秋天里去了。
   看哪,这个人
   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两张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身后是重重叠叠的坟、“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真的是人间吗?我忽然想起《红楼梦》中所说的“铁门槛”与“土馒头”来。臧克家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被无数人吟诵,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真的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自“非人间”死去,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双腿交叠,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对热爱文学的年青人侃侃而谈。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他们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我想,倘若上帝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的选择必定是:穿越时空隧道,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
   有一次,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张老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讲到三十年代鲁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讲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么事,没能去听,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八十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事,如丝如缕,清晰可辨。虽然张中行与鲁迅绝对是两种人,但是一时之间,我还是被什么东西打动了: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拥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光也是晃动着,我看到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这是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块砸中脚趾一样,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优越的工作也早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的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舒服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猝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他爱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却不爱他。学者林毓生深味鲁迅的心思:“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只缠结的网。人生于其中,就难逃它的文化影响。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一种足以改变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会的内部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只有变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本质。正因为他觉醒了,他却被这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虽然狂人被描写成一个特别勇敢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悲剧形象。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其他成员不能沟通,他的批评也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郁编的《被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吾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谀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鲁迅真的是让青年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吗?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则轶事来:一位落魄的文学青年上门来,鲁迅安排他休息,然后拎着青年那双破了个洞的鞋子到街上去帮他补。这种“赤子之心”却赢得了苏雪林之流的辱骂。对于“纯真”和“崇高”,我们的同胞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其实,这种被亵渎的命运,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自己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他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可是先生自己说,仅仅“用于护身”。去世之前,他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不会杀的人,鲁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可宽恕的敌人,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一座火山。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鲁迅的偏激
   辩证法是杂文的死敌。在一个辩证法被当作匾额高高挂起的国度里,我很难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时具备川、鲁、湘、粤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么,厨师只好什么佐料也不放。在报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个人写的,甲与乙一模一样,乙与丙大同小异,正如李敖批评台湾政界人士讲话的方式:“他们除了各自发音上的不同,没有任何内容上的不同,这是很可恶的。我们应该有表达个性的语言,但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党棍政客们,都太缺少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都滥套。我们应该多鼓励有个性、有所不同的语言表达。”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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