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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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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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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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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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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蔡元培


   孤独的蔡元培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演得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的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的,谁理解他呢?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庆祝二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则是把办学校当作升官的一个途径,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且成为北大的吸血鬼,把北大当作工具来供自己驱使。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一百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怀着单纯的理想、无私的心灵和坚贞的信念出发了。他的梦想在北大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强调说:“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政党或各党派教会的影响。”他坚持认为,只有教育从各党派的纷争中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次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所在。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公民道德为中坚,旧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呼唤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将是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纯洁的道德情操、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敏锐的审美能力的一代人,他们就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这一教育理想,在他之后成了空谷回音。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顾颉刚回忆说:“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掘坟墓。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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