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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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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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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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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蔡元培


   孤独的蔡元培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演得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的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的,谁理解他呢?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庆祝二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则是把办学校当作升官的一个途径,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且成为北大的吸血鬼,把北大当作工具来供自己驱使。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一百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怀着单纯的理想、无私的心灵和坚贞的信念出发了。他的梦想在北大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强调说:“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政党或各党派教会的影响。”他坚持认为,只有教育从各党派的纷争中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次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所在。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公民道德为中坚,旧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呼唤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将是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纯洁的道德情操、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敏锐的审美能力的一代人,他们就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这一教育理想,在他之后成了空谷回音。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顾颉刚回忆说:“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掘坟墓。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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