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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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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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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吃的人

   
   口吃的人
   
   我是一个口吃的人。
   小时候,因为口吃,遭到同龄人无数的嘲弄。他们学着我口吃的腔调,快活地在课间休息时表演。我曾哭泣着奔回家,责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生下一个口吃的孩子?母亲也陪我掉眼泪。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与病中的父亲的见面。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父亲患肝炎,下了病危通知单。母亲抱着我到医院,隔着玻璃窗让父亲望望我。后来父亲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但那次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却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尽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有一双孩子的眼睛。鲁迅说的“于浩歌之际寒”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此,我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偶尔开口,也会口吃。
   我选择纸上的世界、笔耕的生涯,部分的原因是我的口吃。读汉代扬雄的《法言》、《太玄》,读不懂。每句话里都有冷僻的字眼和艰深的典故,不可能完整、流畅地读过一句话。“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当我知道扬雄是口吃者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艰深晦涩的文字写作《法言》、《太玄》。这是他对日常生活表达的困窘所进行的绝望的反抗。他一开口,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他一落笔,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花开花落,循环的时间其实是由一处处的断裂组成的。《法言》、《太玄》是口吃者写的两本奇书,也许只有口吃者才读得懂。在那些寻常人以为平坦如砥的道路上,口吃的人却体验到坑坑洼洼。
   口吃是一种特殊的“残疾”。毛姆把它夸张为“生理和智力方面的缺陷”,口吃使他由虔诚的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毛姆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叔父一起生活。叔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的牧师,对小毛姆管教严厉,很容易便将教义灌输到他的心灵中。毛姆进了学校,由于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他发现口吃是多大的不幸。他在《圣经》上读过,只要信仰上帝,山也可以搬动。叔父曾说,这的的确确是事实。一天晚上,他拼命地祷告上帝,祈求上帝他去掉自己口吃的毛病。他的信仰是多么诚笃,入睡的时候,确信无疑明天早上醒过来定能同常人一样说话。他想象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再口吃时的惊奇情形。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醒来,却发现口吃依然如故。这一沉重打击使毛姆放弃了他的信仰。
   与扬雄的策略相反,毛姆的文笔轻松自如,温柔近人。扬雄以口吃式的写作对抗口吃,毛姆却在纸上营造了一处娓娓而谈的空间。“我对痛苦的感受比我对生命中的欢乐的感受强烈,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错误。但要是没有我生理上的缺陷,有个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我并不反对再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做一世人。”
   口吃当然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但它施施然地矗立在那里,越想回避越回避不了。好比一道门槛,你抬起脚来想跨过去,却发现它永远在前面,永远也跨不过。毛姆是英国作家中文笔最流畅的语言大师,他放弃了对口吃的矫正和掩饰,流水在大堤前翻涌着,汇集着,那么让流水寻求一条新的水道吧。韩毓海在他的精彩之作《口吃者说》中,把口吃称为“表述功能的某种工作状态”,我很喜欢这个中性的定义。作为一个口吃的人,我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平等与尊重。韩毓海相信鲁迅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潜在的口吃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便是一个明证。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是一部从哲学、美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口吃”问题的小说。生来口吃、体弱、性情不定的沟口,未成年时便到金阁寺当了和尚。“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美”——金阁寺象征着美,而主人公的口吃,则是“被排斥感”的生理依托。沟口因口吃遭现实社会及女人的轻蔑而痛苦,因发现被美抛弃而焦灼。语言腐蚀着现实,破碎的语言呼应着破碎的现实生活。沟口最后放火烧毁了美的造物金阁,他的口吃能因此而改变吗?《金阁寺》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丑自虐意识,但我认为它所揭示的“本体状态的口吃”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尴尬。小和尚还能活下去吗?我怀疑。
   读禅宗公案的时候,我大不敬地把禅师们都看作口吃的人。有僧礼拜雪峰义存禅师,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三圣慧然禅师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又喝。药山惟严禅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这些都是“无法言说的困境”的真实写照。说法,说法,“法”是要“说”的。但到了禅宗这里,“法”却无法说了。天下的口吃者,都投身到禅宗的门下。禅宗大师是一群思想者兼游戏者,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思想所赋予的“口吃”,因此活得自足自在。
   这种“自在”在当代却很难拥有。现实对缄默和断裂极不宽容。在各地的方言中,都有形象生动的对口吃者的命名,这些命名充溢着非口吃者对口吃者洋洋自得的欺辱和嘲弄。例如四川方言把口吃的人叫“夹舌子”。“子”字颇有些古风,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的“子”。但“夹舌”二字极具动感,可谓穷形尽相,对口吃的人心灵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可惜的是,对这样一类“伤害性”的方言却没有几个语言学家去关注。语言的残暴继续显性于当代语境之中。今天的口吃者们,谁能有邓艾对答皇帝时“艾兮艾兮,凤兮凤兮”的幽默呢?
   罗伯——格里耶说过:“我永远也走不到彼岸,永远也上升不到‘类’,这也就是说,不存在对自我的‘完整而连贯的表述’,绝对的完整和连贯其实是不可能的。”直面自己思想的矛盾性的时候,操持语言为生的知识人便走向了口吃。口吃的人坚信:几乎所有连贯、完整和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和残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看似处于知识界的“话语中心”的位置,都该滔滔不绝地表达,但他们中间却有好些是有点口吃的人。例如谢冕教授和费振刚教授。谢冕教授是诗人,热情膨胀,一不小心就激动起来。一激动,高亢的语言便出现了中断,如欧阳修《醉翁亭记》所写的“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这时,听众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分享谢冕内心承受的煎熬。而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冷静而安详。他的口吃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基于一种春蚕吐丝般的艰辛。听他讲课,我会时时想起蚕嚼桑叶或老牛反刍的形象来。表面上看,谢冕先生和费振刚先生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但骨子里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种相似就是对“困难”的自觉意识。这又使我想起曹禺戏剧里常出现的对白来:“做人,难哪!”是的,做人,不容易;作知识人,更不容易;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知识人,尤其不容易。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理解李银河为什么把丈夫的杂文随笔全编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买东西时有一种骗当地人的方法: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完发现钱不够时,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了!斗私批修啦!”沉默的大多数,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说话,说着不是他们自己的话。
   我依然口吃,但我依然不因口吃而痛苦。在可能的场合,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否则,保持沉默。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选自《铁屋中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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