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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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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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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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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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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日前,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说谎从来都是“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刘建超,举办中外记者会,介绍《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有关情况。

   根据该《规定》中的条款,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还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许多外国记者欢迎此《规定》的出台,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自信”。然而,肥头大耳的刘建超却明确指出,港澳台记者不适用《规定》。
   这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思路。由此可见,共产党的天下与满清的天下并无根本区别,都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对本国国民,则是“奴隶畜之”。长期以来,中共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对于养活他们的十多亿民众,从来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反倒恬不知耻地宣称说,是他们用最少的耕地养活了最多的人民,是他们给予了老百姓“吃饭权”(即“猪权”)。
   奥运前夕,中共在申奥时宣称的改善人权状况的诺言仍是水月镜花,中共的监狱里关押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良心犯和言论犯,大陆新闻自由的空间日渐局促。港澳台记者来大陆采访,越来越如履薄冰。此《规定》似乎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但就连这点自由港澳台记者亦无福享受。与金发碧眼的西方记者相比,港澳台记者仅仅是“二等公民”而已。中共煽动“反帝”仇恨,常用的一个典故是:昔日上海滩的公园中,立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如今,中共自己却高高竖起了一个更丑陋的牌子——“大陆记者和港澳台记者不得入内”。
   港澳台三地风景迥异。澳门在回归之前便已实现舆论一律,《澳门日报》宛如《人民日报》之翻版。由蓝营势力控制的台湾主流媒体,惟中共马首是瞻、闻风而丧胆,北京的新闻办公室居然可以直接对他们下令说:不准刊登《讨伐中宣部》的作者焦国标的任何文章。惟有香港的部分媒体,不甘于“温水煮青蛙”的悲惨结局,诸多热爱自由、秉持良知的新闻记者不屈服地作“牛犊顶橡树”式的抗争。
   即便如此,近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仍然渐次下降。《文汇》、《大公》两报长期重金豢养,凤凰电视自称“代表”香港舆论,林和立出走《南华早报》,黄毓民遭电台封咪,《信报》为李氏家族收购,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向中共争宠者甚多,然得宠者寥寥无几。就连善于察言观色、配合中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肆刊登反美和反西方言论的《亚洲周刊》,也不准游客带入大陆,更煌论在大陆公开发行,可谓“想做奴隶而不得”也。
   一个只给你家奴地位的国家,你如何去爱它呢?正如老舍在《茶馆》中所说: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中共的文宣机构,常常口诛笔伐那些要求直选特首的香港人和那些要求免于战争恐惧的台湾人“不爱国”。然而,沉冤难雪的程翔案,再次证明了中共当局强加的“爱国有罪”的逻辑:即便你想“爱国”,也必须“奉旨爱国”,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国”,否则程翔便是前车之鉴。在此背景下,香港人宁作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居民,而不愿作共产中国的家奴,难道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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