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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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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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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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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日前,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说谎从来都是“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刘建超,举办中外记者会,介绍《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有关情况。

   根据该《规定》中的条款,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还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许多外国记者欢迎此《规定》的出台,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自信”。然而,肥头大耳的刘建超却明确指出,港澳台记者不适用《规定》。
   这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思路。由此可见,共产党的天下与满清的天下并无根本区别,都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对本国国民,则是“奴隶畜之”。长期以来,中共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对于养活他们的十多亿民众,从来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反倒恬不知耻地宣称说,是他们用最少的耕地养活了最多的人民,是他们给予了老百姓“吃饭权”(即“猪权”)。
   奥运前夕,中共在申奥时宣称的改善人权状况的诺言仍是水月镜花,中共的监狱里关押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良心犯和言论犯,大陆新闻自由的空间日渐局促。港澳台记者来大陆采访,越来越如履薄冰。此《规定》似乎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但就连这点自由港澳台记者亦无福享受。与金发碧眼的西方记者相比,港澳台记者仅仅是“二等公民”而已。中共煽动“反帝”仇恨,常用的一个典故是:昔日上海滩的公园中,立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如今,中共自己却高高竖起了一个更丑陋的牌子——“大陆记者和港澳台记者不得入内”。
   港澳台三地风景迥异。澳门在回归之前便已实现舆论一律,《澳门日报》宛如《人民日报》之翻版。由蓝营势力控制的台湾主流媒体,惟中共马首是瞻、闻风而丧胆,北京的新闻办公室居然可以直接对他们下令说:不准刊登《讨伐中宣部》的作者焦国标的任何文章。惟有香港的部分媒体,不甘于“温水煮青蛙”的悲惨结局,诸多热爱自由、秉持良知的新闻记者不屈服地作“牛犊顶橡树”式的抗争。
   即便如此,近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仍然渐次下降。《文汇》、《大公》两报长期重金豢养,凤凰电视自称“代表”香港舆论,林和立出走《南华早报》,黄毓民遭电台封咪,《信报》为李氏家族收购,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向中共争宠者甚多,然得宠者寥寥无几。就连善于察言观色、配合中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肆刊登反美和反西方言论的《亚洲周刊》,也不准游客带入大陆,更煌论在大陆公开发行,可谓“想做奴隶而不得”也。
   一个只给你家奴地位的国家,你如何去爱它呢?正如老舍在《茶馆》中所说: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中共的文宣机构,常常口诛笔伐那些要求直选特首的香港人和那些要求免于战争恐惧的台湾人“不爱国”。然而,沉冤难雪的程翔案,再次证明了中共当局强加的“爱国有罪”的逻辑:即便你想“爱国”,也必须“奉旨爱国”,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国”,否则程翔便是前车之鉴。在此背景下,香港人宁作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居民,而不愿作共产中国的家奴,难道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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