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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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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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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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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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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为何纪念胡耀邦?

   当大部分中国人刚刚陷入“胡温新政”肥皂泡破灭的失望之中时,突然又传出胡锦涛将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举行若干纪念胡耀邦的活动的消息。此消息与其他重要信息一样,首先由海外媒体报道,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口耳相传。在近两年来国内政治、文化、新闻出版处于一片肃杀的氛围下,这个消息被夸大成“胡锦涛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先声。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半年前胡锦涛咒骂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的讲话,也忘却了半年前在赵紫阳逝世期间胡锦涛草木皆兵的丑态——甚至动用秘密警察用万能胶堵上堵塞了一些知识分子家门的钥匙孔。
   胡锦涛有可能通过纪念胡耀邦而启动天安门屠杀之后封冻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胡锦涛允许纪念胡耀邦,并非他本人认同胡耀邦的改革之路和人格模式,也并不是因为他与胡耀邦同属团派系统而对其有亲近感。相反,当年胡耀邦被老人帮非法罢黜之后,胡锦涛是第一个发电拥护此决定的地方大员。感情充沛、生活简朴、言谈随便的胡耀邦,与不苟言笑、呆若木鸡、照本宣科的胡锦涛相比,简直就是人性的两极,他们之间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其次,胡锦涛“恩准”由有关部门来纪念的胡耀邦,是一个被“胡锦涛化”的胡耀邦,胡耀邦思想中最敏锐、最“自由化”的部分,绝对不会在此次纪念活动中得以凸现。这样的纪念其实不是纪念,而只是另一次适应现实的“阉割”。
   第三,中共方面此次放出风声说要在纪念胡耀邦上有“大动作”,与年初处理赵紫阳后事时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在当局看来,胡耀邦曾作过自我批评,顺从“老人帮”的意志乖乖下台,还算是犯过错误、但总体尚好、可以被原谅的前领导人;而在“六四”屠城的关键时刻不同意对学生和市民开枪、此后亦一直拒绝认错的赵紫阳,则是不可原谅的、“企图分裂党”的“叛徒”。
   迄今为止,胡锦涛没有透露出对民主和自由有丝毫的兴趣,对西方世界亦毫无好感。与对西方世界充满艳羡的江相比,胡对西方相当冷淡和疏离——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原因。江在四十年代接受美式的大学教育,胡则在毛泽东时代最左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胡所有的文化资源和政治哲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获得的。胡在地方任职期间,几乎全部都身处西部地区最贫穷、最封闭的省分,如甘肃、贵州和西藏。他从未在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任职,即便对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也体会不多。
   胡不仅在政治上是强硬的左派,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国家控制”。二零零五年以来中共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前所未有地纪念陈云,胡显然有其深意在——提倡“鸟笼经济”的陈云比提拔他的恩主邓小平更加“政治正确”。胡根本无法让已相当程度地“自由化”的中国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亦无此雄心和魄力;但是,他却有力量让政治和文化方面向毛时代靠拢:从闹剧般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到“围堵颜色革命”,从重判网络异议作家到整肃传媒,皆是如此。
   据一位八十年代曾与胡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士透露,胡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并在上面详细地圈圈点点。这也难怪胡在访问俄罗斯时,回答俄国记者“阅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的问题,会脱口而出:“我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斯大林时代炮制的灌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儿童文学”,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了。如果换了喜欢炫耀学识的江,他的回答大概会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无论他本人是否真阅读过。胡的答案在俄罗斯媒体上沦为笑柄。这一细节也说明,胡的学识相当贫乏,其文化知识结构深受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制约,其思想倾向亦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潮流。
   俄罗斯学者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指出,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一般来说,试图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当中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因为这种体制会严格挑选掌握它的人。所以,改革成为一个“死结”。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出现的呢?戈尔巴乔夫被提拔,是因为克里姆林宫连续死了三个主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党内外再也无法忍受接二连三的葬礼了,戈尔巴乔夫才凭借年龄优势脱颖而出,“戈尔巴乔夫是这个体制的人,但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
   英国思想家波普在谈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了这样一个细节:戈氏访问过美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戈氏发现民主和自由带给美国社会蓬勃生机,他希望死气沉沉的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这比捍卫一党专制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更为重要。戈氏说过一句名言:“我希望苏联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这句话意味着他已看透了事情的本质,他知道苏联的老百姓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价值就在于他了解,苏联人民跟美国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中共的体制渊源于苏共。中共的领导人筛选体制也曾出过某些“差错”——在“文革”结束之初,邓小平尚有一定的思想活力,先后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由于种种原因,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均未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吸取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忠诚”的“教训”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为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慎之又慎。胡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这表明在邓眼中,胡与江没有大的差异,都是“一路货色”。胡之所以被邓选中、又在江的治下度过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储”生涯,亦表明他绝不会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由胡锦涛这样的人担任党魁,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共体制内已不可能出现任何良性的改革力量。
   胡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民是“不正常”的国民: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治下的老百姓便陷入了专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过着极端“不正常的生活”。刚刚落幕的江泽民时代和刚刚上演的胡锦涛时代,皆大大加剧了此种“不正常”——我们都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都是现实苦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用鲁迅的话来说,集吃人者和被吃者于一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若干“共和国卫士”们成为铤而走险的抢劫杀人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学生开枪的士兵原本就是工农子弟,服役期满之后却遭到其忠心耿耿保卫的政权的抛弃。近年来发生在内地及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抢劫银行和绑架富豪的恶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复员军人。巨大的贫富悬殊所产生的仇恨、“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视导致的愤怒、乡村和城市贫民区中令人绝望的现实,使这些曾充当“钢铁长城”的前士兵们继续杀人。胡锦涛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生活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出访欧美诸国的时候,却需要由使馆出钱雇佣侨民和留学生前来“欢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呢?
   胡锦涛是戈尔巴乔夫的反面,与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感的戈氏不同,胡不会考虑永恒的问题。同时,胡也对诺贝尔和平奖不感兴趣——区区一百万美元奖金,还不如中共一名厅局级官员一届任期内贪污受贿所得的赃款,又岂会被胡总书记放在眼里?胡不会是改革者,这只是部分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抛来的“媚眼”和一些奴性十足的中国御用知识分子抛出的“绣球”,胡本人根本不会接受。当然,胡也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作为中共这一垂死的“百足之虫”的“强心剂”,他只能继续沿用江时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他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与“三个代表”一样空洞无物,“和谐社会”之说更是沦为笑柄——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主要因素,恰恰就是一党专政的中共的存在。
   江胡对立的“江湖”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新闻点: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个曾“不共戴天”的敌人,居然联手巩固政权;多家海外媒体亦报道,团派人物纷纷占据若干省部级要津,上海帮和太子党手中控制的部门日渐减少。这两则新闻表明,江胡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已日薄西山,无力继续遥控政局;胡则开始主动攻击,积极布局嫡系人马。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据《纽约时报》透露,江胡能够实现“和平交班”,背后最大的推手是长期担任江智囊的曾庆红。由此,江曾关系急速恶化,胡曾则迅速接近。这也正说明政坛的一条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江并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自以为是地接受了曾庆红“以退为进”的建议,最终作茧自缚,心不甘情不愿地“别了,政治局”。在独裁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失去权力就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独裁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成为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
   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即便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会赖在宝座上不走。对于江泽民来说,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另一方面,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前途的时候,他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其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会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们多得多。
   在江泽民“光荣退休”时,人们普遍推测,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也不会像朱鎔基、乔石等人那样,一旦卸职便基本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也“杳无音信”,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江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近三年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从压制上海地产泡沫到调整港台政策,从打压赵紫阳丧事到宣称纪念胡耀邦,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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