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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必须接受贫穷与孤独,而且是那么经常地接受。他本可轻易而愉快地选择旧路,接受时尚、教育和宗教,可他宁可背起十字架,经历苦难去寻找自己的出路。……他是使自己超脱了私心杂念并因此得到升华的人,他依靠民众和充满活力的思想去呼吸,去生活。他是世界的眼睛。他是世界的心脏。他要保存和传播英雄主义的情操、高尚的传记、优美的诗章与历史的结论,以此抵抗那种不断向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
   ——爱默生《美国学者》

   历史进入二零零四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以大选为发泄口,美国社会诸多互相对立和牵制的观点风起云涌。在知识分子当中,“左”与“右”也展开了新一轮更为激烈的辩论。此时,伊拉克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中东暴君萨达姆束手就擒,北非强人卡扎菲也闻风转变,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展示出了一线曙光。美国国内的经济也呈现出强劲复苏的势态。在此背景下,小布什的连任前景看好,而美国保守派势力也得以大大地声张。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是美国右派力量最强而左派力量最弱的时期。
   两年之前,二零零二年的夏天,美国总统布什曾在西点军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一次演讲。这篇演讲被分析家称为“迄今为止对我们为何而战的最详尽的阐述”,即“一种自由主义,该主义不仅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保卫国家,还用于保护自由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这篇演讲不仅是布什对诸多批评的有力回应,也是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次集中阐述。布什回顾了冷战的历史进程,对美国在冷战中获胜的原因作出了分析:“美国曾以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多种不同方式对抗极权主义,但明确的道义目标是我们在冷战中取胜的关键。当肯尼迪和里根等领袖拒绝掩饰暴君的残酷时,他们给被监禁者、持不同政见者和被流放者带去了希望,并把自由国家团结在一个伟大事业中。”他像威尔逊一样以一种道德激情去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明确否定了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模式。
   布什在这篇演讲中宣称:“任何文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道义真理都是相同的。谋杀无辜平民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不对的;凶残地对待妇女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不对的。正义与残暴、无辜者与有罪者之间无中立可言。我们处于善恶冲突中,美国矢志直斥邪恶。通过对抗邪恶和无法无天的政权,我们没有制造问题,而是揭露了问题。我们将领导世界与邪恶抗衡。”在这篇演讲的最后部分,布什谈到了对未来的展望和对美国国际作用的定位:“二十世纪以人类进步的唯一幸存的模式而终结,这种模式以人类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尊重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和宗教宽容等不可商榷的要求为基础。美国不能将这一见解强加于人,然而我们能够支持和报答为其人民做出了正确选择的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援助、外交努力、国际广播和教育援助,美国将促进节制、宽容和人权。我们将捍卫使所有进步成为可能的世界和平。”这段话显然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肯定以及对亨廷顿“文化相对论”的否定。布什的外交政策源于他的基本信仰,由此也产生了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美国必须保障自己的安全,为此不惜摆脱联合国的约束;第二,美国可以用有限度的武力来改变世界的状况,对专制国家实施“国家改造”,使之成为民主国家。这就是刚刚浮出历史水面的“布什主义”,也可以看作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在未来相当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导思想。布什政府对西方核心价值——即“自由价值”——的坚持和推广,是否真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这篇演讲在美国知识界引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反对的观点认为,此演讲过于傲慢和自负,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体现。布什盲目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让美国陷入了军事暴行。持反对观点的多是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民主与战争格格不入:民主强调公开讨论,而战争则需要保密;民主在异议和争论中得到发扬,而战争则压制一切由冲突引发的波澜;民主是建立在以理性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而战争则借助强权和暴力——这是对法律和秩序得最大程度的破坏;民主注重个人的价值,而战争则用严酷的专制压抑个性。不幸的是,同样是在民主理论以及美国的历史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国家主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就会导致毁灭产生民主自豪感的体制的严重地步。
   而赞同的观点却认为,在未来的若干年中,这篇演讲将获得与当年里根在柏林墙前的演讲一样的历史地位。当年,里根在柏林墙前宣称民主价值终将胜利的时候,许多资深观察家都认为那是在痴人说梦。而二十世纪末苏联东欧的剧变,证实了里根的远见卓识以及“遏制政策”的有效性。持赞同观点的多是右翼保守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布什的抱负与里根一样,他们认为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是不可能妥协、并存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也已经被历史验证了的“常识”。他们批评说,许多长期安享自由和民主的西方人忘却了这一常识,这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绥靖政策的思维之中。所以,他们支持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因为这种“单边主义”的实质是坚信民主自由价值的普世性。
   美国知识分子对布什政府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或否定联系在一起。在此问题上,美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左”和“右”的分野。在奥斯汀访问期间,我先后会见了在得州大学任教的两名成就斐然、观点却截然相反的学者,他们分别代表着“左”和“右”两翼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虽然迥异,却同在一个系工作,甚至办公室就在咫尺之遥。他们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同事关系,并没有因观点对立就互相仇视。这也是美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宽容和多元。
   一大早,翻译老沈驱车送我去奥拉斯卡教授(Marvin Olasky)家。奥斯汀不愧为“美国居住环境最好的城市”,一路上映入眼帘的全是绿树青草。这里是奥斯汀郊外的一个富人区,一栋栋的别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蜿蜒的山头上。奥拉斯卡教授家就是一栋倚山而建的两层小楼,门牌号标注在门前的邮筒上。
   一路上我都在阅读奥拉斯卡教授的简历:他在耶鲁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美国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一九九三年加入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任教之前,先后在《俄勒冈学报》、《波士顿环球报》担任记者,也是行政演说的专业撰稿人和公关公司的策划人员。他是《世界周刊》的的专栏作家,还为《奥斯汀美国政治家》等杂志写专栏文章。此外,他还是一个学术讨论集会的召集人、一个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个学校的董事。他一共写了十三本书,包括《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美国的领导传统》、《美国新闻发展的中心脉络》等,另外与他人合著了十四本书。这些作品涉及到新闻、历史、消除贫困、宗教、民权运动、法律、伦理等广泛的领域。看来,奥拉斯卡教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以我在美国的有限的观察,美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陈景润式的“迂夫子”,他们自己修建草坪,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
   我们停好车,看见一位中年女性在花园里遛狗,两条大狗在院子里活波地奔跑着。这位女士款款地向我们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她就是女主人,很欢迎我们来作客,奥拉斯卡教授正在客厅里等候我们。
   女主人引我们走进客厅,奥拉斯卡教授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瘦高个子,花白胡须,双目炯炯有神。这是一间宽阔的客厅,从一面落地的窗户可以眺望到奥斯汀全城,而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
   奥拉斯卡教授研究最深入的领域是新闻界,在得州大学新闻系开设了相关课程。于是,我们的交谈便从美国的新闻传媒开始。我询问道:“您认为在美国财团控制传媒的现象严重吗?”
   奥拉斯卡教授回答说:“我认为,这种情况并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因为我们有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人能强迫读者订阅某种报刊或者收看某个电视台的节目。消费者掌握了选择的权力。从总体上来,我们的新闻是自由的,没有哪个财团能左右美国的舆论。”接着,他以《世界周刊》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世界周刊》创刊于十六年前,创刊的时候并不需要经过特别的批准和审查,只是到政府去简单备案就可以了。目前,这份周刊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五十多万份,还有几十万份为电子杂志,跻身于美国四大周刊的行列。《世界周刊》不属任何大财团所有,一直保持独立地位,发表独立评论。作为该杂志多年的专栏撰稿人,奥拉斯卡教授说:“《世界周刊》的存在,本身就是新闻自由的一个例子。”为《世界周刊》写专栏,是他对时政问题发表看法的重要渠道。他的许多文章都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当然既有赞同的意见,也有反对的意见,这在美国很正常。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最新出版的《世界周刊》递给我,并向我指示由他撰写的一些政治评论。
   《世界周刊》没有《时代周刊》那么厚,图片却更为精美,文章也多持保守立场——在美国,“保守”并没有贬义色彩,它是一个中性的词汇。
   我一边翻阅这本周刊,一边问道:“您如何看待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奥拉斯卡教授回答说:“我是共和党人,我支持布什总统的政策。当然,您大概也知道,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民主党人,他们都反对布什。”他笑着宣称自己是“光荣的少数派”,但从来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奥拉斯卡教授特意提及布什总统在信仰上的虔诚:“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很高兴美国有了这样一位有道德感的、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总统。”听到这里,我便插话说:“我自己也是一名基督徒。”
   奥拉斯卡教授听了我的话之后似乎有些吃惊,随即脸上立刻绽放出了温暖的微笑:“那么,我们是主内的弟兄了,我愿意向您讲述我的信仰经历。”他喝了一口茶,缓缓地讲述起来。
   奥拉斯卡出生于一九五零年,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正是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高潮,他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他甚至放弃了父母赋予他的基督教信仰,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他逐渐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重新成为基督徒。在对这两种信仰进行比较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共产党是由领袖从上到下地发布命令,党徒必须遵从领袖的命令,由此一级一级地建立起一种专制制度;而基督教内部人人平等,言行均是发自内心,事务均由讨论决定,“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这与共产党由外部施加压力的方式完全相反。由共产党员变成基督徒,由左派变成右派,奥拉斯卡教授的人生经历可谓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由所谓的“极左”转向所谓的“极右”,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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