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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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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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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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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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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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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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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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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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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走出以复杂和肮脏闻名的纽约地铁站,转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世贸遗址便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密密的铁丝网已经将这片浸透泪水和鲜血的土地圈起来。在铁丝网上,挂着数十块黑色的金属牌子,每个牌子上都密密麻麻地铭刻着数十位“九•一一”遇难者的名字。这样的黑色牌子一个接一个,有几十米长,遇难者的名字加起来共有两千多。每一个沉默而简单的名字后面,都隐藏着一个鲜活而热烈的生命,他们是父亲,是母亲,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子,是女儿,是兄弟,是姐妹,他们离开了我们,却永远与我们在一起。这些朴实无华的名牌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总裁与职员、富翁与侍者、警察与消防队员,都聚集在这里平等地接受上帝的呼召。
   在七月灿烂的阳光下,我默默地绕着世贸的遗址走了一圈。周围高楼大厦的外边依然是熙熙攘攘的人流,这里是美国金融业的心脏。街头有很多卖纪念品的黑人商贩,他们的摊子上摆着若干世贸大厦的水晶模型。从铁丝网的缝隙中往里面看,世贸遗址俨然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工地。一大排推土机正在清理堆积如山的泥土和钢筋水泥,穿着制服的工人们正在忙碌着。也许,几年之后,一群更加壮观的大厦又将拔地而起。但世贸和那两千多生命却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此时此刻,世贸原有的地下建筑的残骸还依稀可辨,从庞大的地基中可以想象昔日的恢弘气势。在世贸被摧毁之前,我没有来过,只是在照片和电影中看到过这两栋举世闻名的双塔。我来的时候,双塔已经倒下,死亡也已经发生。有人说,伴随着双塔的倒下和生命的消失,是人类对文明秩序的动摇和对信仰根基的疑问。真是如此吗?
   我发现许多人徘徊在这些黑色的牌子之间,他们脸上的表情哀伤而肃穆,手上还拿着白色的花束,也许是在寻找各自的亲人和朋友。我不禁想起了那最惨烈的时刻,那些或高贵或软弱、或勇敢或卑微的生命,他们的死亡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有某种相似性,都经历了绝望和恐惧的煎熬。
   惨剧发生之后,美国为之震惊,世界为之震惊。美国总统布什对全美人民发表演讲,呼吁民众一齐向神祷告,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二十三章四节)星期五,华盛顿的比利•格雷厄姆牧师在电视礼拜仪式上作了布道,他充满感情地说:“看到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大楼,我们万分恐惧。那些建在牢固根基上的宏伟的大厦是美国创造力和繁荣的象征。遭到撞击之后,这些建筑物轰然倒塌,内部也起火爆炸。但是,在废墟的下面,是永远也不能毁灭的根基。下面隐藏的是真理,是安德鲁•扬引用旧赞美诗中的真理:‘她的根基是多么坚固啊……’”那么,这个“坚固的根基”究竟是什么呢?是军事吗?是科技吗?是财富吗?都不是。格雷厄姆牧师阐述道:“是的,我们的国家遭到了袭击,大楼被毁了,生命丧失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内部精神和情感的分崩离析;或者选择通过这次磨难强大起来——在一个坚固的根基上重建。我相信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正开始在那个根基上重建。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的确,如果没有信仰,很难想象美国能如此迅速地从这次杀戮中恢复过来。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表明,“九•一一”没有打垮美国。相反,它凸现了信仰的价值,也彰显了人类向往光明的勇气。从以身殉职的消防队员们到指挥若定的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从那些勇敢地扑向恐怖分子的飞机乘客到坚定果断地指挥三军将士的总统布什,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人类没有被死亡和邪恶所征服。
   “九•一一”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正如一位基督徒所说,在美国,这一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刚硬的心肠重新点燃怜悯之心,使每个人从关怀自己的邻舍做起,用祷告与关怀堵住社会的破口”。这也许就是神的美意所在。同时,“九•一一”也改变了中国: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和北大的“新青年论坛”上,幸灾乐祸的人竟然占大多数,有些中小学生回到家中兴奋地向父母报告美国被炸的“特大喜讯”,有些老师带领孩子们在课堂上鼓掌欢呼……同时,我因为在一封向美国总统和人民表示问候的信件上签名,而被许多人辱骂为“卖国贼”。我们使用了一个来自于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的典故“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此后这个说法几乎便成了我的一个“耻辱的标签”。
   但是,在我看来,与“九•一一”死难者站在一起,是一个有正常的感情和理智的人的本能。我毫不后悔自己所表达的一切。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人”,当然先于作为种族概念的“中国人”而存在。人们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表达不同的看法,非得以丧心病狂地为恐怖主义叫好来发泄,这未免超越了人类的底线伦理。这样的“爱国”是“孱头”的爱国,不仅不会增加祖国的荣誉,反而只会给祖国带来耻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九•一一”也看作中国的国难,它显示了中国教育的失败——这套教育机制居然把人培养成了狼。当然,在这些变态的叫嚣中,也不乏清醒的反思。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署名“良言”的清华人的帖子,他这样写道:“当你们对着遇难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民额首称庆,抚掌叫好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正加紧考托、考G的步伐去实现心中的美国梦。我实在不愿意用‘虚伪’一词形容清华网上一群自大自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师弟师妹。但是,想想若干年后,你们中有人终于拿上美国绿卡,手按前胸向星条旗发誓的样子,回首今天你们的血气与愚昧,岂不象一个跳梁小丑么?……你们可以允许自己用年轻付上不明是非良善的盲从的代价,但是千万不要允许仇恨代替爱,嫉妒代替怜悯,苦毒代替宽容在你们尚未成形的心土上滋长。”我想,这段话不仅是写给清华人看的,也是写给所有的中国青年看的。在世贸遗址外边,我合掌为遇难者们祷告,也为深陷在幽暗中的中国祷告。
   晚上,我带着些许的困惑回到居住的法拉盛区。法拉盛图书馆的李江琳女士开车到宾馆来接我,陪同我去侨声电台接受专访。在侨声电台简陋拥挤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著名的主持人江汉。江汉说一口柔和文雅的台湾普通话,声音带着一种独特的磁性,摄人魂魄。他个子不高,宽眉大眼,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良善、开朗之人。江汉告诉我,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正式职业是电脑工程师,主持侨声电台“天涯共此时”节目是他兼任的一份义工,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却坚持了整整八年。其间,正式工作换了几份,这份事业却一直舍不得放下。多年以来,大纽约地区数以万计的华人听众都把收听这个节目当作生活中重要部分。
   采访开始了,伴随着罗大佑的老歌《光阴的故事》,我们开始了轻松的聊天。江汉熟悉我的文章,读过我的四本书。他与罗大佑是好朋友,这个节目也曾采访过罗大佑,现在播放的这套唱片就是罗大佑送给他的。江汉读出了我文章中青春的愤怒、叛逆和忧伤,发现了罗大佑歌曲中所蕴含的相同的因子。他确实很细心,也正是在罗大佑的歌声中,我仿佛回到了自己青涩的少年时代;也正是在罗大佑的歌声中,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谈。
   两个小时的节目,在我的被采访生涯中算是最长的了,却始终没有乏味的感觉。我和江汉都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僵硬的录音和发射设备,而是一扇扇窗口里一双双倾听的耳朵。在这异国的天空下,在这车水马龙的都市里,我们的声音被转换成电波,撒播到一颗颗孤独的心灵之中。
   做完节目,江汉驱车送我回宾馆。在路上,江汉对我说:“我相信这几天会有很多听众给我来电话,他们当中一定有你的忠实读者。”他还告诉我,做电台主持是他的兴趣所在,这些年来,很多老听众已经离不开“天涯共此时”节目了。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登广告寻找园丁,结果一个听众给他打电话,开口就问:“你是江汉吗?是主持‘天涯共此时’的江汉吗?我是你好多年的听众了,我愿意免费给你修整花园。”江汉接着向我讲述了一个例子:二零零一年九、十月间,因为哥哥在“九•一一”中遇难,他不得不把节目停了一个月。结果,这段时间里有数以百计的电话和信件询问他的去向以及节目的未来。大家都忧心忡忡,生怕以后听不到这个心爱的节目了。
   一听到江汉的哥哥在“九•一一”中遇难的消息,我立即向他表示安慰,同时询问详细的情况。这是我访美期间遇到的第一个遇难者家属。我与许多美国人谈到“九•一一”,却没有见到一名遇难者的家属。这次真是一个巧合。
   江汉一边开车,一边用低沉而浑厚的声音向我讲述他的家庭、他的哥哥。车窗外是纽约闪烁的灯火。
   一九四九年,江汉新婚不久的父母随同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同年十一月,江淮出生于台南。“江淮”和“江汉”,这是父亲给他们起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将两兄弟紧密地联系起来(用江汉的话来说,就是“淮河汉水情”),这两个名字也寄托了父亲对故土深深的思念。后来,大哥江淮第一次向新朋友们介绍自己时,总是这样说:我的名字是两个字,姓就是“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中的“江”,名是“淮河”的“淮”。
   那时,台湾的经济还很落后,他们的家庭也入不敷出。江淮从小多病。深夜抱着孩子恳求医生开门应诊的日子,是父母年轻时候最深刻的记忆。两年后,母亲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不仅改变了他们一家,也改变了周围不少的亲友。江淮经常见证说:“似乎从我有记忆起,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主、爱教会的人,虽然学历不高,但对主话语的认真,是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象。尤其是对人的服侍,她更是将自己全然付出。”在母亲的影响下,从高中二年级起,江淮就成了一名基督徒,后来江汉也成了基督徒。江淮经常背着大鼓,随着福音队,走遍台北的大街小巷。同时,他的学业也非常优秀。
   一九七一年,他们的母亲生病逝世,年仅四十二岁。在病榻的三个月中,母亲的身体已经衰弱得不能言语,唯一有的仍是她口中的赞美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在母亲短暂的四十二年的人生中,除了前二十年的颠沛流离外,一旦遇到了神的家,她便毫不保留地倾倒,江淮完全继承了母亲的认定。此后,江淮与父亲一起承担起了抚养和照料弟妹的重任。那时,他只有二十二岁,还是台湾中原理工大学工程系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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