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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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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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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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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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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时间、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士。美国人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的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居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民。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可以找到关爱,可以学习如何负起责任,如何陶冶人格。
   ——乔治•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来到北卡葛瑞斯堡访问的第二天中午,我见到了“路德家庭之友”(Lutheran Family Services)的两位自愿者。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服务组织,为那些因为战争和政治迫害的原因来到美国的难民提供各种担保和服务。
   葛瑞斯堡现在是越南维蒙族(Vietnamese Montagnards)难民在美国的三个、也是其中最大的居住地之一。这个山地民族因为在越战中比较倾向于美军,因此在战后受到越南政府的迫害,土地被没收,房屋被焚毁。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与越南政府谈判,希望越南政府允许这些难民离开越南来到美国。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越关系正常化之后,这个难题才终于获得解决。此后,难民们分批次来到美国,如今已经有数千人到美国定居下来。绝大部分是通过美越两国的外交途径解决的,也有少数的是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分配计划进行的。近年来,葛瑞斯堡先后有九百余名维蒙族难民前来定居,而“路德家庭之友”组织也把帮助的重点转向了这些难民。
   这个小小的志愿者共同体,是美国千千万万个志愿者组织中的一个。“志愿精神有助于塑造美国国民性格。”美国历史学家默尔•科蒂如是说。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十三岁以上人口中的一半每周平均志愿服务四个小时;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向慈善事业捐献,每个家庭平均每年捐献一千美元。美国评论家勒纳说,美国是一个“参与者的国家”。
   与我一起共进午餐的两位志愿者,一位名叫维克斯,另一位名叫克瑞。维克斯看上去像是东欧或者西亚人,黑头发,卷胡子。果然,一经交谈,他便告诉我们,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十几年前来美国念书,后来加入了美国籍。而克瑞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子,与我同岁,只比我早出生几个月。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关于难民援助工作的情况。我要了一份土豆泥、烤肉和柠檬汁。在美国吃饭,有一个好处就是:各自点各自的菜,各自付各自的帐,这确实是一种落到实处的“民主自由”。维克斯多年来从事此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说起为什么要从事志愿者的工作,他说:“我来自阿尔巴尼亚,那里曾经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我在美国享有了很多东西,我想我也应该回报美国社会。”
   难民如何才能融入美国社会、乃至成为美国公民呢?这绝非一朝一夕即可实现的蜕变。维克斯阐述说:“生活上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最难的是移民对‘自由’这个词语的理解。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观,它也贯彻到了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个人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因为我也来自于一个专制国家,要适应美国式的自由确实需要经历一个比较痛苦的历程。自由并不完全意味着为所欲为和完全的快乐。”维克斯举例说,有一个难民居住区旁边就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在美国,大部分自然湖泊都是不准个人去游泳的,湖边通常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如果去游泳就触犯了法律。但是,刚刚抵达这里的难民则认为,到湖中去游泳是天经地义的,在家乡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也从来没有人去干涉。美国不是说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怎么连游泳都不允许呢?难道游泳也犯法吗?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自由”呢?于是,一系列的疑问就产生了。而要让难民们理解这一切,显然并非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再比如酒后驾车的问题,许多难民到美国一两年之后,找到了工作,有了固定收入,考取了驾驶执照,买了自己的汽车,但他们老是酒后驾车。当警察对他们进行处罚的时候,他们还不以为然:“又没有出交通事故,为什么要惩罚我呢?”
   这种对“自由”的不同理解,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戴维斯说,他们最担心的是年轻一代人的教育情况。在前期抵达美国的难民的子女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青少年犯罪的苗头,有的孩子跟黑帮有了勾搭。所以,一定要帮助孩子们念书,取得学位,然后才能融入美国社会。这些问题,亦是“路德家庭之友”中的志愿者们所关心的重点。
   这些志愿者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帮助难民们处理因文化冲突而带来的家庭隔膜。维蒙族是亚洲南部的一个山地民族,与大部分亚洲人一样,家庭观念很重,父母在家中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当他们移民美国之后,年轻一代的优势立即体现出来:孩子们很快学会了英语、计算机以及各种各样西方的生活方式,年轻人也更容易找到工作、挣到钱。相反,原来只会种田的父母到了美国之后很难适应这些变化,他们只能依赖美国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救助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老一代不再拥有权威,年轻一代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老一代的尊重。许多家庭由此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志愿者们工作中的难题。
   吃完饭,维克斯有事离开,由克瑞驱车带我们去葛瑞斯堡郊外的维蒙族聚居区参观。克瑞是一位颇有摇滚气质的美国青年,他的福特轿车中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各种书刊、食品和唱片。他连连向我们说抱歉,一古脑地把这些东西扔到了后备箱中。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这辆车也许是葛瑞斯堡最脏的车了。”这副形象,可不是我心目中雷锋式的志愿者的形象。在汽车后备箱中,放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摄影包。克瑞告诉我,他是一名摄影“发烧友”,其摄影作品曾获得过各种奖励。他得意地拿出一个像大炮一样的长焦距镜头来给我欣赏,还特意按动相机快门,让我倾听那厚重的“咔嚓”声,“这声音可跟一般相机不一样”。
   在车上,我们继续聊天。原来,克瑞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家住波士顿。他本人则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差不多跟我同时念书并同时毕业。克瑞的梦想是当作家和摄影家。“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开弗吉尼亚,而到葛瑞斯堡来呢?”我好奇地问道。
   “那边太闷了,我想过一种跟父母不一样的生活,一种陌生的、更有挑战性的生活”,克瑞兴致勃勃地说。他身上的叛逆味道确实与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波士顿格格不入。
   “你现在做的这份志愿者工作,是全职的吗?有没有收入?”我又问。
   克瑞告诉我,这是一份全职工作,但比一般的全职工作更加辛苦。几乎没有节假日,因为难民随时都可能需要帮助。这份工作有一份基本能维持生活的薪水,每月为两千四百美元。如果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找一份教师的工作,每月能保证收入一万美元以上,每年还有三个月的假期。之所以要放弃高薪而取低薪,因为他觉得这项志愿者的工作能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和快乐,获得一种真正的“成就感”,这是从其他任何职业中都难以获得的感受。当然,克瑞也表示,这个工作不可能长期干下去,他已经干了一年多,准备再干上个一两年时间就离开。
   克瑞对维蒙族人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他们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对于那些曾帮助过他们的人,都当作亲人来对待。”说起服务过的几个家庭来,克瑞也像说起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没有丝毫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感,而把他们都看作平等的朋友。一说起不久后要离开这里,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居然也流露淡淡的伤感来。
   “像你这样花几年时间从事志愿者工作、放弃挣钱机会的美国青年人多吗?”我问道。
   克瑞回答说:“我的很多同学或多或少都做过志愿者的工作,这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克瑞介绍说,美国就是一个志愿者的国度。看上去似乎很松散的美国社会,正是靠着志愿者们的奉献体现出了巨大的凝聚力。志愿者精神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康纳尔在一篇评论中说:“志愿行为显然是从个人做起的,即《圣经》所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上亿美国志愿者参与了广泛而非同寻常的服务和充满同情的活动。他们通过提供信息、抗议、协助、医治、建造、倡导、抚慰、作证、支持、恳请、捐助、游说、示威、指引、喂养、监控等多种途径和其他方式为民众、社区和种种事业服务。所有的志愿参与坚定了我们的国家、巩固了我们的社区,使我们个人更坚强、感到更满足。”克瑞告诉我,美国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青年,并不把当志愿者看作是一件多么高尚的事情,而仅仅把它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美国社会当然有人情冷漠的一面,但志愿者们超越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塑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和生活模式。
   驱车大约十五分钟,我们便到了葛瑞斯堡郊外的维蒙族聚居区。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修建了几组错落有致的两层高的排屋。简洁而现代的建筑,深红色的墙面,与周围的树林和草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建筑虽然比不上我们一路看到的点缀在丛林中的单栋的漂亮别墅,那些一般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住宅。但是,就其建筑质量和环境条件而言,我觉得北京的许多号称“富人区”的小区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与我事先想象的“难民营”的概念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社区是开放式的,没有大门,车开上一个小小的山坡,两排房屋中间是一个宽阔的草地,草地上停着数十辆汽车,当然大都是便宜的日本、韩国产的旧车。我们刚停下来,一群皮肤黝黑的孩子就欢呼着围了上来。果然,孩子蒙围绕着克瑞嬉戏,用不太准确的英语叫他的名字。
   克瑞从车厢里拿出一箱糖果,一包一包地扔向孩子们中间,他就像是一位慈爱的圣诞老人。有的孩子天真活泼,冲到他面前来伸着手要糖果;有的孩子却腼腆内向,躲在别的孩子背后。尤其是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当克瑞走向她的时候,她便躲到了汽车背后。克瑞好不容易才走近她,把一包糖果塞到她的手里。克瑞告诉我:“那些外向的孩子是前几批来美国的,大约来两三年了,所以他们比较开放;而那些很害羞的孩子则是刚刚来美国的,他们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环境,所以还有些害怕陌生人。”
   克瑞拿出相机来,对着孩子们拍个不停,孩子们的笑容更加灿烂了。看得出,他们都很喜欢照像。克瑞还顺手送给我一卷专门拍摄运动画面的柯达胶卷。我还注意到他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个细节:他弯腰下去,把一个孩子扔在草地上的糖纸拣起来,放进附近的垃圾箱里。于是,其他的孩子也学他拣起地上的糖纸。这是一种无声的教育。我相信,许多年之后,孩子们会因此感激克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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