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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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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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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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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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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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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对于我们自由社会的公民来说,能够看到成百上千种刊物,每一种刊物都宣扬自己的信仰,这是莫大的殊遇和可靠的保障。有数量就有安全:报纸互相揭露蠢行和过失,互相纠正错误,互相抵消偏见。读者可以综览各种各样的报刊,从中探求真正起作用的主张,即真理。
   ——怀特

   美国新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在《传播媒介体制》一文中说过:“古代的斯巴达是个军事国家。约翰•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是个宗教国家。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工业国家,而当代的美国则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媒介统治的国家。”这种说法略显夸张,却也不无真实: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和信息社会,传媒业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媒业是最能体现美国社会活力的领域之一,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增长点所在。评论员凯文•菲利普在谈到美国传播事业的发展时曾经写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知识的生产、消费和传播。不是苜蓿、印花布、车辆或石油产品,而是知识。所谈的传播媒介可以是政府的备忘录、学校的教科书,业可以是报纸、电视、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法院的辩护状、电子计算机、科学论断……这东西加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和十九世纪中叶发生的大变动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传媒业的规模和产值,更是超过了宇航和汽车,成为其国民经济中无可质疑的“第一产业”。
   近年来,虽然电视和网络在美国占尽风光,但传统的“纸媒体”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今天的美国,传播媒介中的纸媒体包括:一千八百八十二家日报,七千九百五十七家周报,以及至少一万一千家杂志。近年来,主要杂志和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都在与日俱增。二十五年中,主要杂志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二亿二千五百多万份。(参阅汤姆•贝塞尔《传播新闻》)在访问美国期间,我先后访问了大大小小的十多家报纸。其中,既有像《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这样影响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大报,也有像《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专门针对“雅皮”青年口味的报纸,还有像在北卡的葛瑞斯堡发行的地方报纸《新闻与报道》(《News and Record》)。更有意思的是,我还拜访了几个相当特殊的媒体:如美国大学生自己办的一份历史悠久的校报——《东北大学报》(《The Northeastern News》),波士顿“贝克山”社区的一份社区报纸——《贝克山时报》(《The Beacon Hill Times》),以及差不多是一个人主办的一份政治评论类的报纸——《得州周末》(《Texas Weekly》)。这些形形色色的媒体共同构成了“众生喧哗”的“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中,公众可以自由地倾听不同声音和不同的观点,自己作出判断和选择。在访问过程中,我结识了众多美国的办报人,他们不仅以新闻为职业,更以之为“志业”。在美国这样一个新闻高度自由的社会里,这些办报人的人生理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开表明,它们不信任美国一些有权势的个人和机构,如总统、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庞大的跨国企业和石油公司。新闻界对有权有势的人物采取“对手”的姿态,严密监督他们的日常活动,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同政府基本上是一种敌对关系。在自由社会中,新闻媒介有责任去发现和揭示公众希望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职责。”新闻传媒的存在,对任何一个强势的政治领袖都形成重大制约。从这个角度上,就很容易理解布什在大部分美国媒体上的负面形象了——“新闻媒介不算完美无缺,但它既充满活力又认真负责,是美国民主的重要支柱。它们时常招人讨厌,但为了把消息带给公众,为民主政体服务,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尤其必须使政府感到头痛。尽管它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长远看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新闻媒介为政治服务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参阅麦克斯•J•斯基德摩和马歇尔•卡特•特里普合著《美国政府简介》)这里所说的“服务”,显然不是做总统和政府的“应声虫”,而是充当其“牛氓”。
   在访问华盛顿的一天中午,我与《华盛顿邮报》海外版副主编皮特•艾森斯(Peter Eisnes)在报社附近一家著名的西餐厅见面。皮特瘦高的个子,花白的胡须和头发,双目炯炯有神,模样有点像南非作家库切。
   在街边的一张桌子上,我们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一边吃饭一边谈话。
   话题首先从萨斯事件开始。艾森斯说,《华盛顿邮报》对萨斯的报道非常详尽,对“一句真话挽救了一个国家”的蒋彦永医生表达了高度的敬意。他认为,蒋彦永的行为标志着说真话的人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
   我对美国记者如何处理职业与党派立场的关系很感兴趣,因此将此问题提出。艾森斯回答说:“首先,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同于其他国家中的‘党’的概念,党对其成员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们只是松散的组织,仅仅是‘投票党’而已。你今天可以是民主党的党员,明天就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党员,而且不存在所谓‘背叛’的说法。其次,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新闻记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客观性,不应该参与任何党派的活动,不接受任何组织和企业的赠与,我们必须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纽约时报》假新闻的丑闻对美国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亦询问艾森斯对此事的看法。作为其竞争对手,艾森斯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非常严肃地回答说:“一个记者给一个大报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我们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预防和监察机制。《纽约时报》的这一事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每一个新闻业者都应当反问:自己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艾森斯说,造假的记者是一名黑人,由于“反对种族歧视”在美国主流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因此报社对黑人雇员的管理反倒比白人雇员松懈,处理也更为谨慎。这也是这名黑人记者敢于大肆造假的原因之一。
   艾森斯还认为,《纽约时报》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问题,其上层与下层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个下层的记者要见到上层的主管非常困难。在这种体制下,假记者、假新闻容易“脱颖而出”。而《华盛顿邮报》在这方面要好得多。
   我接着询问说:“在美国,各种传媒形式之间是否存在激烈的竞争?报纸有没有感到网络的压力?”艾森斯回答说:“网络在美国日益重要,但网络和电视对报纸的冲击还不是十分明显。近年来,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有所上升。”与许多报人一样,他对电视评价极低,认为电视完全是娱乐性的,漠视新闻,使得民众不愿阅读、对政治冷漠。近年来,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以下,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低的数字。对此,电视负有相当的责任。
   艾森斯知道我的身份也是作家,对我的写作状态很有兴趣。他本人也兼有作家和编辑的双重身份,过去出版过两本文学著作,手头上还有一本新书正在修改中,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完成。这是他的一大苦恼。
   于是,我们讨论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艾森斯举出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例子。艾森斯的妻子是古巴人,他在古巴作为报社特派员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古巴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舆论的做法有尖锐的批评。他告诉我,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政府的宣传部长称兄道弟,每次访问古巴都能受到卡斯特罗的接见,因此马尔克斯写了好些吹捧古巴的文字。艾森斯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暗送秋波,屈服于专制制度,这是一个作家的耻辱。”他将对马尔克斯与索尔仁尼琴作了一番比较,认为索尔仁尼琴堪称社会的良知,而马尔克斯只是一个聪明的小说家罢了。
   《华盛顿邮报》固然是美国新闻业的标尺之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非主流的传媒。
   从纽约来到波士顿,第一个访问项目便是去《波士顿凤凰报》。这是一家专门给年轻人阅读的报纸。其编辑丹•肯尼迪(Dan Kennedy)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会议室、送上一听冰镇的饮料之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便开始向我们介绍这家报纸的情况。
   《波士顿凤凰报》创办于一九六六年,刚开始只是限于介绍先锋音乐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状况(如格林威治村),是一份只有四页的娱乐小报。第二年,报纸介入对越战的报道,明确表达年轻人对政府的不满,成为当年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中的一员。这个传统一直继承到今天。现在,《波士顿凤凰报》的定位是:“我们是一家专门给那些不喜欢读主流新闻的年轻人看的周报。”它虽然无法像日报那样及时报道每天发生的新闻,但其优势在于总结一周的新闻时间,表达批判政府的立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凤凰传播集团”已经拥有多家公司,共有三家周刊、一家双周刊以及一个网站。这些媒体致力于在年轻人当中传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及时反映最前沿的新文化、新思想。集团的旗舰即是《波士顿凤凰报》,它本身就是一家独立的报纸,“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不受任何财团与党派的控制。它也是不收费的、免费赠送的报纸,广告收入足以支持运作成本。读者以年轻人为主,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男女读者的数量大致相当。他们多半住在城里,教育程度很高。报纸在波士顿的发行量为十二万五千份,在缅因州、罗得岛等地还有相当大的发行量,总共的发行量为二十万份。《波士顿凤凰报》多次获得全美的新闻奖项,亦是新英格兰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在全美的同类报纸中也名列前茅。
   肯尼迪一九九一年成为《波士顿凤凰报》的专栏作家,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二年主持著名的专栏——“我是不可收买的”。其间,他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撰文揭露了《波士顿环球报》的两位明星级专栏作家的造假和抄袭行为,成为波士顿传媒界轰动一时的事件。后来,两名造假者和抄袭者被迫辞职,而肯尼迪本人则获得国家出版协会的评论大奖。许多同行将其看成是勇敢的“英雄”。
   从政治立场上看来,《波士顿凤凰报》和肯尼迪本人更接近民主党。肯尼迪向我聊起了对克林顿的看法。一开始,他在文章中支持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后来逐渐有所保留,但仍然将其当作中心人物来报道。直到克林顿的性丑闻出现之后,报社的同仁都觉得不可思议,遂开始对其进行批评。但到了共和党人利用此事发起“倒克运动”的时候,肯尼迪却又开始转而支持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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