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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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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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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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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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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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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那些监督政府的民间组织
   在民主社会,有了解、被告知政府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的基本权利……隐秘暗昧是有腐蚀性的:它与民主的价值准则背道而驰,且损害民主进程。隐秘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同时,它又加深了这种互不信任。

   ——斯蒂格利茨《透明度在公众生活中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在政府与公民个体之间,存在着一个宽阔的公共空间。在这次美国之行中,我观察到了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现象:美国大大小小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居然如此之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公众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类民间组织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有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说过:“在许多美国普通民众心目中,可以没有政府,但不能没有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
   在华盛顿,我先后访问了几个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机构是“政府职责促进会”(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ject,简称GAP)。在华府市中心的一栋高级写字楼里,我会见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克拉克先生(Louis A.Clark)和负责法律事务的律师马丁先生。
   克拉克曾经担任政府官员,后来参加GAP。他告诉我:“这是一份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的工作。”GAP成立于一九七七年,其经费来自于一些独立的基金会,因此它挑选一般项目都不考虑盈利,只有少数的研究题目能获得一定的报酬。该组织关注的焦点是政府和法人的责任问题,致力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促进政府承担自身责任,其研究领域包括武器监督、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工人健康和国家安全事务等。近年来,GAP主要从事以下三件方面的事务:第一,为那些因揭露政府强力部门以及大公司内部的阴暗面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雇员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帮助他们打赢“蚂蚁撼大象”、“牛犊顶橡树”的官司;第二,通过传媒将搜集到的关于腐败的信息向全国公众传播,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第三,向国会提出议案,促进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虽然GAP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机构,但触动的却是高官显贵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不无骄傲地自称为“吹口哨的人”。目前,GAP一共拥有二十六名正式的工作人员,以及五十个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在华盛顿和西雅图设有两个办公室。
   马丁在法律界大名鼎鼎,如果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可以轻轻松松地拿到百万美元的年薪,他却宁愿来到GAP来工作,每年只收入十多万美元。马丁说:“这份工作很有意思。”看来,美国有不少不受金钱诱惑的理想主义者,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钱并非唯一重要的东西。
   马丁向我介绍了由GAP经手的一个著名的案件:在华盛顿州某处的一个军事基地,出现了严重的核污染事故。军方一直试图掩盖这一情况。在军事基地工作的雇员们发现了真相之后,开始团结起来,一起控告军方在事先没有告知的前提下让他们到有放射性危险的地方工作。这是一个艰难的官司,军方动用了一切力量阻止调查的深入。而马丁率领着一群GAP的律师们义务接手此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替这些受害的雇员打赢了官司。
   马丁指出,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美国是全球最广泛利用核能的国家之一,核电站一方面给公众带来廉价的能源,一方面却产生核废料遗漏的问题。美国是除了俄罗斯之外核废料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这些核废料的毒害将是长期的,一般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现。因此,马丁强调说:“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检查,否则今后这些核废料将贻害无穷。GAP曾经组织了全国三百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参加一项关于核废料遗漏情况的调查,并向政府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可是政府仍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改善这一状况。”
   听了他讲述的这一切之后,我感叹说:“这个故事有点像好莱坞电影《鹅塘暗杀令》。”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评论,其前提应当是老邱吉尔说的那句名言:“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如果把美国的民主制度过于理想化,就看不到光芒背后的黑暗,看不到美国社会中亦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人类自身的罪性的制度,它无法消灭人的罪性。
   马丁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说:“我们的经历虽然没有电影中那么危险,却比电影讲述的故事更加复杂。”他告诉我,全美共有一百七十七处储存核废料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至少一个像国会大厦的圆顶那么大的钢桶。在这些钢桶当中,有三分之一正在泄露核废料。这些有毒的物质渗透到河流和土壤之中,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危险。近年来,先后有六百多位工程师提交了厚厚的报告,但政府依然无动于衷。政府的反应既有官僚主义的惯性,其背后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军方将处理核废料的工作承包给某些民间企业,而这些民间企业在操作的过程中又偷工减料。军方的官员由于拿到了回扣,便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马丁睁大眼睛、提高了声音说:“我们既要告这些民间企业,也要告政府的不作为,GAP将锲而不舍地告下去。”
   深谙政府运作程序的克拉克认为,捍卫民众的知情权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像如何处理核废料的问题,由于非常专业化,加之政府又有意掩盖,所以民众才不知不觉地丧失了知情权,问题也就越演越烈。美国的开国先贤麦迪逊说过:“想要当家作主的民众必须用知识的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一个民选政府若无大众化的信息或无获此信息的途径,那就不过是一场闹剧或一场悲剧的序幕,亦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序幕。”《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也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期望在文明的状态下保持既愚昧又自由,那么这种指望从未也永远不会实现。……如果我们要防止无知,又要保持自由,那么每个美国人的责任就是要博闻广识。”因此,GAP的工作重点是扩大公众的知情权、调动公众关注政府事务的热情:公众知道得越多,才能享有更多的自由。
   克拉克还谈及了“九•一一”之后的航空安全问题。在“九•一一”之前,航空安全的漏洞很多。此后,美国政府成立了庞大的“国土安全部”,在安检方面做了很多改进。但是,据GAP聘请的专业人员进行的测试,乘客携带武器等危险物品上飞机,百分之九十的时候都没有被检查出来。这一测试结果呈报有关方面之后,却不允许公开发表。因为政府害怕这个数据会严重打击公众的安全信心,进而使得已经陷入困境的航空业和旅游业雪上加霜。对此,克拉克严厉地批评说:“政府看重的是经济的复苏,而我们看重的是民众的生命安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政府是对立的。”
   接着,克拉克还谈到了森林砍伐和儿童疫苗的问题,并拿出了一大堆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来。在森林砍伐问题上,某些伐木公司早已超过了砍伐的指标,却依然在大肆伐木。而政府疏于管理,公众也漠不关心,导致了森林资源受到掠夺性的开发。儿童疫苗的问题更加可怕:有的儿童疫苗药品尚未成熟,就开始在学校中广泛使用,这是某些药品制造企业的利欲熏心,也是负有监管之责的卫生和教育部门的严重失职。总结这些事实,克拉克忧心忡忡地说:“普通公众过于相信政府的能力,其实我们的政府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几乎无所作为。我们的国家看上去很强大,其实是一艘有很多漏洞的船。我们指出漏洞来,船长肯定不高兴,但我们要对所有乘客负责。”在美国,政府有政府的立场,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也有自己的立场,而这两者之间经常是对立的。美国政府不会因为某人批评它,就给这个公民扣上“卖国”的帽子。相反,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对政府批评最为激烈的人,往往是最爱国的公民。
   比较美国的各个民间组织,我发现从表面上看,GAP努力的方向显然与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相反:ACLU要让政府少管事,让政府“还政于民”;而GAP则是要促进政府积极施政,改变政府在某些方面“不作为”的态度。然而,他们的工作在本质上却又是异曲同工的:都是监督政府、捍卫民权,兢兢业业地充当“吹口哨的人”。
   我们的交谈刚刚进行了一半,一位穿着橙色衬衣、满面胡须、身材魁伟的老人走了进来。马丁向我介绍说:“这位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帕斯特教授(Ted Postol)。帕斯特教授受雇于国防部,从事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前不久,他在报纸上撰文揭露该系统研制过程中的营私舞弊行为,几乎引发了一场地震。”帕斯特教授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国防部的巨大压力,便向GAP寻求法律方面的帮助。今天,帕斯特教授恰好到华盛顿来与GAP的律师们会面,中间还可以抽上半小时的时间与我会谈。
   帕斯特教授很乐意向我这名外国访客谈他的故事,他没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也丝毫不觉得向一个外国人讲述自己政府的丑闻有什么不妥。他告诉我,他所在的部门经费动辄上亿美元,许多武器研制项目都承包给民间的公司来做。而军方高级官员与这些公司在背后达成了若干默契,一起从中谋取私利。比如,一项导弹实验,按照规定必须发射三次,他们就偷工减料一次,而在报告中巧妙地遮掩过去。别小看节省了一次试验,从中就可以省下数百万美元的巨款,供少数核心成员瓜分。而最后的结果是:仅有两次试验,系统无法辨认导弹的真假,使得国家数亿美元的经费付之东流。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帕斯特教授气愤地说,“总得有人站出来揭露这一切。”他是受了罗琳(Coleen Rowley)的鼓励才这样做的。罗琳是联邦调查局的女特工,因揭露联邦调查局内部的腐败现象而受到打压。最后,她面对媒体说出了自己经历的一切,并把联邦调查局送上了法庭。一个弱女子打破了联邦调查局内部神圣的“潜规则”,罗琳被《时代周刊》评为二零零二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同时当选的还有揭露安然公司黑幕的女主管等两位勇敢的女性)。当时,“罗琳事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也曾得到GAP法律部门的援助。正是有了无数个像GAP这样的“民主和自由的后援力量”,才使得更多的罗琳和帕斯特这样勇敢的公民挺身而出。
   与GAP相似,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社会公正与全球沟通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and Global Access,简称ICIJ)也是一个行使监督权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间机构。它就像一双警觉的眼睛,时刻紧盯着政府和大企业的所作所为。
   在ICIJ总部的会议室里,前来接待我的是资深编辑卡拉瑞女士(Marianne Carnerer)。卡拉瑞女士大约三十多岁,是一位来自南非的新移民。一起与会的还有在这里充当志愿者的几名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专业有新闻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ICIJ的工作为他们的专业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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