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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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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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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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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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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山》第六章 苹果树


   第六章 苹果树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
   ——《圣经•雅歌2:3》
   
   一
   廷生给宁萱的信
   宁萱:
   我也是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的痴迷者。
   朱生豪是最好的莎剧的翻译者。梁实秋的翻译太拘泥于原作,得其形而失其神。而朱生豪真正得到了莎剧的神髓。
   朱生豪一生都没有摆脱贫困。在重译《威尼斯商人》时,他曾风趣地对宋清如说:“我比巴萨尼奥还好一些。他为了求婚,背了一身债,我虽则一无所有,但债是不欠的。”他们的新房就在姑母住的八平方米的小阁楼里,他们和姑母母女二人同住斗室之中。
   婚后一个月,他们不得不离开上海,来到常熟乡下。宋清如给十几个失学的女孩补习功课,而朱生豪则闭门不出,全神贯注地重新翻译莎士比亚。
   第二年,他们又回到嘉兴的朱家老屋,宋清如回忆这段生活说:“他在故乡闭户译作,专心致志,不说时足不涉市,没有必要的时间连楼都懒得走下来。而实际物质生活的压力,依旧追随着我们,一极低微的收入,苟延残喘。所以译述的成果一天天增加,而精神体力却一天天的损减了。”
   翻译莎士比亚是一件庞大的工作。朱生豪既有莎翁这一精神支柱,又有爱妻陪伴左右,自豪地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
   然而,极度困苦的生活和极度艰苦的工作,摧毁了朱生豪的健康。
   刚开始,他经常患牙周炎,胃腹疼痛。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他正在翻译《亨利五世》时,突然肋间剧痛,体温骤高,出现了痉挛。
   宋清如不顾丈夫的劝阻,当即请来医生诊治,确诊为结核病,而且是肠结核、腹膜结核、肋膜结核、肺结核并发。在那时,就等于宣判了死刑。可是,朱生豪没有听从医生要他静养的建议,依然拖着病体,继续翻译工作。他要赶在死神降临之前,完成庞大的翻译计划。他要与死神赛跑。
   宋清如回忆说:“那时物价飞涨,我们咬紧牙关,节衣缩食,支撑着过着日子。生豪既不肯为敌伪工作,也不愿向亲友告借,所以病越拖越重。那些日子当时是怎么过来的,现在简直难以想象。他那坚毅的品格,宁死不屈的精神,永远震撼着我的心灵。”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朱生豪轻轻地朗诵着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进入了弥留之际。
   他对妻子说:“我的一生始终是清白的。”他劝慰妻子要坚强,不要祈求别人的怜悯。他最后一次呼唤妻子:“小青青,我去了!”他默默地握着妻子的手,安详地去了。
   朱生豪当时只有三十二岁。真是天妒英才。他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三十二年,就已经翻译出了大部分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且有的译稿在战争中丢失,还先后翻译了两次。
   我不禁设想:要是天假以时日,让朱生豪活到六十岁、七十岁,他还将翻译出多少伟大的作品来呢?唉,即使让他再活上个十年,以他的聪慧和勤勉,他也能够完成全部莎剧的翻译。
   朱生豪是一个伟人,与之相比,妻子宋清如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宋清如,也就没有朱生豪,没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
   与我们的奶奶一样,在丈夫惨死之后,宋清如一个人养大了孩子,一个人与孤独和困苦战斗。她的伟大蕴藏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想,假如没有这些伟大女性,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该是多么的惨淡无光啊!
   以前,我零零碎碎看过一些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情书。虽然朱生豪不以散文闻名,但这些情书却写得比某些大家还要好。
   这是人间至情的文字,我抄几段给你——
   “如其有一天我看见你,脸孔那么黑黑的,头发那么短短的,臂膀不像现在那么瘦小的不盈一握,而是坚实有力的,走起路来,胸膛挺挺大,眼睛炯炯发光,说话也沉着了,一个纯粹自由国土里的国民,那时我真要抱着你快活得流泪了。也许那时我到底是个弱者,那时我一定不敢见你,但我会躲在路旁看着你,而心里想从前我曾爱过的这个人——这安慰也尽可带着我到坟墓里而安心了。这样的梦想,也许太美丽了,但你能接受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想要做一个梦,世界是一片大灯草原,山在远处,青天在顶上,溪流在足下,鸟在树上,如睡眠的静谧,没有一切人,只有你我在一起跳着、飞着、躲着捉迷藏,你允许不允许?因为你不允许我做的梦,我不敢做。我不是诗人,否则一定要做一些可爱的诗,为着你的缘故。我不能写一首世间最美好的抒情诗给你,这将是我终生抱憾的事。”
   “你是个美丽可爱的人,春天、夏天、秋天合冬天的精神合起来画成了你的身体和灵魂,你要我以怎样的方式歌颂你?”
   宁萱,这些也是我对你的期望和赞美。朱生豪的文字太美了,我干脆就借花献佛,把这些文字送给你吧。
   热恋中的朱生豪,每个星期给宋清如写两封信;而我想每天都给你写信,你同意吗?你不同意我也要写,我要我们的情书比所有人的情书集还要长——超过朱生豪给宋清如的信,超过鲁迅给许广平的信。
   我的硕士论文快要完成了。这些天来,我每天都泡在北大的图书馆里查看各种资料。看着一百年前的史料,真是感到历史像泉水一样,在我的指缝中汩汩地流淌。
   我的论文是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这几年来我对他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戊戌变法的一批知识分子十分感兴趣。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他们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前面有洋务运动,后面有五四运动,他们的失败和他们的鲜血,直到今天都还极具启示意义。然而,在现有的历史叙事之中,他们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我的研究对于彰显他们的价值起到一点点的推动作用。
   论文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多月,就快到“杀青”的阶段了。我盼望着你快一点到北京来,来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
   我太想去扬州看你了。等我的论文答辩完成,我就准备启程。
   你的 廷生
   两千年二月十四日
   二
   宁萱给廷生的信
   廷生:
   写论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让自己劳累过度了。身体永远都比论文重要,对吗?
   写论文之余,多给我写几封信。不是给你增加任务,而是希望你在写论文之外,换一换文笔,调节调节心情。
   朱生豪的情书比你写得好,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哪一天你写得比他好了,哪一天我就飞到你的身边来。
   你每封信都在催我到北京来,我想,那一天不远了。有一天,假如出现一个让我感到非得立刻到北京不可的机缘,我会毫不犹豫就动身。父母有弟弟在身边照料,在我现在的生活中,没有太多值得留恋的东西——我想放下就放下,我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朱生豪多才多艺,他还会谱曲。热恋的时候,宋清如曾经给朱生豪寄去一首名为《迪娜的忆念》的小诗。读完之后,朱生豪情不能已,当即谱成歌曲,回赠清如。
   可惜的是,他谱的曲子丢失了,后人不知道该怎样歌唱。
   不过,歌词却保留下来。歌词是这样写的:
   落在梧桐叶上的,
   是轻轻的秋梦吧?
   落在迪娜心上的,
   是迢遥的怀念吧?
   四月是初恋的天,
   九月是相思的天,
   继着蔷薇凋零的,
   已是凄艳的海棠了!
   东方刚出的朝阳,
   射出万丈的光芒,
   迪娜的忆念,
   在朝阳前面呢,
   在朝阳的后面呢?
   朱生豪还想把两人唱和的诗歌整理成集子。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说:“你的诗集,等我将来给你印好不好?你说如果我提议吧我们两人的诗选剔一下,合印在一起,把它们混合着,不要分别哪一首是谁的,这么印着玩玩,你能不能同意?这种办法有一个好处,就是挨起骂来大家有份,不至于寂寞。”
   廷生,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诗歌,但我们的情书,也足以连缀成一本小册子了。将来有一天,要是它们能够出版的话,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挨骂呢。
   你说,假如我们的书信真的出版了,有没有人会感动呢?相比之下,读者更喜欢谁的文字呢?
   不管别人了,至少你和我会为对方的文字而感动,这就够了。
   我忽然想起,曾经拍摄了《红》、《白》、《蓝》等杰作的电影大师基斯洛夫斯基,在一次访谈中讲到了两件小事。
   在巴黎郊外,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认出了他,走上去对他说,看了他的电影之后,她真正感觉到了灵魂的存在。大师说:“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她的女儿虽然与她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人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一起看了大师的作品《十诫》,女儿流着泪吻了母亲一下。
   大师说:“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人性的悲苦折磨着大师,他只活了五十五岁。然而,他的电影是他生命的延伸,他的电影不朽,他的生命也不朽。正像刘小枫所说:“只为这五分钟的吻,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是值得的。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碎片。”
   我想,你的写作、你的抵抗、以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奋斗都是值得的——只要我们背后有爱的支撑。
   爱是柔弱的,但它无往而不胜。
   你的 宁萱
   两千年二月二十日
   三
   宁萱给廷生的信
   廷生:
   我刚刚寄出给你的上一封信,觉得意犹未尽,便又拿起笔来写这封信了。
   我刚刚从乡下回到城里,乡下的扬州和城里的扬州,在我的心中叠印出以幅奇妙的图画。
   于是,我想给你谈谈扬州。既然你说你想来,我就先吊一吊你的胃口。你是一条小鱼,我放个鱼饵在这里,看你会不不上钩。
   我还没有听说有人不喜欢扬州的。古人“人生只合扬州死”,我想,假如你来,也会留恋忘返的。
   但是,不久以后,我却要离开温香软玉的扬州到风沙扑面的北京来了。这种“逆旅”,完全是爱情的魔力造成的。
   你在北京,我也会在北京的——我要把我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联系起来。
   小时候,我在《扬州府志》中读到过“骑鹤下扬州”的故事。
   古时候,有四个文人在一起聚会,各自表述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说:“我愿意当扬州刺史。”一个说:“我愿意腰缠十万贯。”第三个说:“我愿意骑鹤下扬州。”最后一个则说:“我希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现在,我却要两手空空地北上,抛下我的工作和我的朋友圈子。
   看来,我的人生理想,跟那些悠闲的古代文人毫无相似之处——我的理想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无论是甜蜜还是困苦,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比上面那四个文人都要幸福。他们即使能够“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如果身边没有一个爱他们的人,他们会幸福吗?他们所谓的“幸福”,不过是一些外在与心灵的假设而已。
   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下扬州的皇帝们,应该说实现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梦想,但他们真的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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