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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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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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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山》第五章 活水井


   第五章 活水井
   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
   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圣经•雅歌4:15》
   
   一
   宁萱给廷生的信
   廷生:
   读了你的信,我心里很难受。我的眼泪模糊了你的字迹。
   我想起了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想起了他们所经历的悲剧。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地位如何,他们的一生都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幸福。他们用生命来承受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受的人为的厄运。他们是千千万万蚂蚁中的两只,来自土地,也归于土地。
   两位爷爷都是属于“非正常死亡”,他们的人生轨迹突然之间便像一个休止符一样终止了。很多时候,死亡的降临是蛮横的,死神不会征询你的同意,你想躲也躲不开,它粗暴地打断你的生活。它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深切地体认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
   其实,无论是我那自杀的爷爷,还是你那病逝的爷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心甘情愿或者心满意足的。他们的离开,也并不表示他们不再爱这个冷酷的世界。
   你在信中将我爷爷的死与王国维类比,我觉得与之更为相似的倒是老舍的死。他们都是纯朴的知识分子,却又都是在相似的时间里,选择了相同的方式离开人世——投湖自尽。我想,毫无疑问,他们有过相似的心灵的挣扎和最后的决断。
   学者黄子平曾经在《千古艰难唯一死》一文中,探讨了像老舍这样的文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他搜集了“文革”以后许多人对自杀行为的解释和阐述,他一层一层地深入,一直深入到那“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活着,还是死去”,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们看到,“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聊天。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不可辱’啊。”
   王利发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但是,有得耻辱是无法忍受的。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写到: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他写道:“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
   而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他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值、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不是不屑,却是不能”。
   第四,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
   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最近,陈徒手写了一本名叫《人有病 天知否》的书,副题叫《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其中,专门有一章是《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剥茧抽丝般透视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这篇纪实性的文字写得抑扬顿挫、一咏三叹。
   以老舍的敏感和智慧,早就预料到了厄运的降临。老作家林井澜曾经透露说,“文革”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老舍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玩笑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
   陈徒手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茶馆》后面的故事依次展开,却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悲惨遭遇演绎中国社会地变迁,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真实、更残酷、更无情。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
   所以,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
   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是的,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
   廷生,对于我们的爷爷来说,对于老舍和傅雷们来说,死亡不是他们生命的休止符,他们为理想和美善付出的种种努力,必将在后人心灵的旱地犁成良田,为我们这些后代留下佳美的脚踪。
   他们失败的地方,也正是我们胜利的起点。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假如我们遭遇到他们的命运,我们能不能做得跟他们一样好,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我们是被厄运所压垮、所击溃,还是始终昂首面对厄运、微笑面对厄运?
   我在西藏的时候,一位有道的高僧曾经给我讲述过藏传佛教中的《生死书》。这本神秘的经典,记载了许多个世纪以前西藏人对生和死的认识。
   这本书细致地描述了死亡的礼仪,并且叙述肉体死后灵魂的不同阶段。人死之后,就舍弃了他自己的肉体,代之以发光的身体。他可以看到亲友的哀悼、自己的丧事,以及他的灵魂,或者遇见一种给他平安、满足的“亮光”。最终,他要按照生前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
   廷生,我们的爷爷没有做过坏事,他们劳苦一生,他们都会升入天堂。今世,他们没日没夜地劳碌,却没有获得丝毫的回报。但是,一分的劳碌,必有一分的收获。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痛苦中煎熬,却正是因为这种痛苦的煎熬,终于获得上天的眷顾。《圣经》中说: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提摩太书2:6》)
   此生,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粮食;彼世,他们将享受华美丰盛的生命。
   廷生,我们互相就是对方的安慰和信心。我心里乱得很,无法给你写一封完整的信。今天暂时写到这里。
   你的 宁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
   廷生给宁萱的信
   宁萱:
   你的信又让我想起洛扎诺夫来。
   在相伴多年的妻子去世之后,洛扎诺夫才发现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靠妻子支撑的,妻子一离开,全部都坍塌了——包括文学、艺术、房屋和金钱所有的一切。他想再对妻子说一声“我爱你”,妻子却永远都听不见了。
   此时此刻,即使能够点石成金,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洛扎诺夫懊悔地写道:“我没有把老伴儿从病魔手中解救出来。而我是能够做到的。只须对她多一分关心,对钱币,对金钱,对文学少一些兴趣。这是我唯一的和全部的痛苦。我曾经守护她。却没能保住她。这就是我的痛苦。生活要求有准确的眼睛和坚强的手。生活不是眼泪,不是叹息,而是挣扎,可怕的挣扎。眼泪——‘留在家里’,‘咽在肚子里’。外表——是铁。只有包着铁的房子才是结实的,坚固的。我身上的铁太少了,正因为如此老伴儿才会这么艰难。她一个人拉着一辆大车,气喘吁吁,苦苦挣扎。她是为我挣扎啊。如今拉车人倒下了。而我能做的却只有哭。”爱是有重量和颜色的,像铁一样沉重,像铁一样深沉。在挣扎之中,爱方能显示出它的重量和颜色。
   人为什么不能再哭泣之前早一点醒悟呢?
   人为什么不再失去爱人之前早一点爱他呢?
   我联想起奶奶们的命运来。她们守寡半个世纪,青春变成了苍老,红颜变成了白发,其中的苦痛究竟有谁知道呢?即使是她们的子女,体会到的又能够有几分呢?更何况我们这些孙辈了。
   海面之下的冰山,谁知道有多深呢?
   老树下面的根系,谁知道有多广呢?
   当爱付出的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偿还,有时适得其反。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人类停止去爱。奶奶们在命运沉重的打击下,在时光慢性的折磨下,她们的爱有些扭曲、变形了,但那依然是爱,是伟大的爱,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去设身处地体味的爱。
   宁萱,你在信中曾经引用了冯至的一首十四行诗,那是一首好诗。以前,我曾经向你说过不少关于诗人的坏话,但我却无比欣赏包括冯至在内的西南联大诗人。四十年代,他们在硝烟炮火、饥寒交迫之中,写出真正的诗歌。他们时刻面对死亡,也就凸显出了最纯粹的真诚。
   西南联大的校园诗歌不单单是写校园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写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浑厚、凝重的雕塑感。他们的土地在承受着地震般的灾难,他们的心灵在进行着严酷的自我搏斗。
   在跑警报和泡茶馆的间隙里,他们坚定而自信地歌唱自由、土地和人民,他们毫不掩饰地拷问自我充满矛盾的灵魂,他们创造了中国现代诗学与大地融合的支点。
   袁可嘉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优秀诗人,不知你爷爷当年是否跟他有所交往?他的那首《沉钟》,不啻是爷爷奶奶们的命运、以及更大多数中国人命运的写真。我把它抄给你: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限还诸苍穹,
   我还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
   亲爱的宁萱,我们有同样的勇气面对厄运的降临,我们将比祖辈和父辈们做得更加出色。
   有了爱,苦难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有了爱,人的脊梁也就能够挺直了。
   我相信,爱是邪恶的克星。我们拥有比长辈们更多的爱,也就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勇气。
   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话:“如果我拥有天空和天空中所有的繁星,以及世界和世上无穷的财富,我还会要求更多地东西;然而,只要她是属于我都,给我地球上最小的一角,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所有财富中唯一的取之不尽的一笔。
   我在稻香园里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尽管稻香园里并没有真正的稻香,尽管我的这个角落也仅仅是临时租来的,但是只要你来,这里就是我的天堂。
   你的 廷生
   两千年一月四日
   三
   宁萱给廷生的信
   廷生:
   世界上有多少洛扎诺夫呢?世界上有多少的无法挽救的悔恨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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