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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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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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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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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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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自由与认错的勇气


   批评的自由与认错的勇气
   “长江”《读书》奖事件发生以后,我在震惊之余,写了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短文《“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该文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对评奖结果提出了质疑,并发表于6月29日的香港《明报》副刊。对知识界的一件大事提出个人的批评意见,这是起码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我写作此文时抱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希望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能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文章刚刚发表,让我更加震惊的事情就发生了:“长江读书奖工作室”致函《明报》,并附上已经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郑重声明”。信函的内容如何,我无从知晓,但在《明报》发表“郑重声明”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其中的两句。这两句话严厉地指出,我的文章“有关‘长江读书奖’的论述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对此奖项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两句话让我莫名惊诧。我不知道他们说我的文章“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根据”何在,他们并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哪句话是歪曲的、捏造的、捕风捉影的,而是武断地将我的批评意见一概否决;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已经变味的奖项还有什么“声誉”可言,是不是没有我的那篇批评文章,这一奖项就能够声誉卓著、并且与诺贝尔奖一样不朽呢?根据这两句话来推测信件的主要内容,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企图压制各种批评意见,并将压制从大陆延伸向海外。在双重的震惊中,我有必要再次作出回应。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而且是对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发表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捍卫。
   关于“事实根据”,我有话要说。我文章中谈到的颁奖情况,全都是包括《读书》在内的国内媒体已经正式公告了的,不存在什么“失实”的问题。文章中所怀疑的评奖的不公正,我还想以两个事实来证明。第一,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在振振有辞的“郑重声明”中指出:“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没有参加包括章程设计、书目推荐和评审工作在内的任何工作。”而汪晖在转给旌旗网站的文章《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也明确表示:“我对评奖事宜毫不知情,更不是本届评奖委员会的召集人或主任委员。”然而,在我所接触到的工作室的有关材料中,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汪晖是召集人。那么,究竟是谁在说谎呢?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工作室和汪晖都在撒谎,都在否认汪晖是学术召集人的既成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便无话可说了。其二,如果工作室在撒谎,而汪晖说的是实话,那么就是工作室瞒着汪晖将他指定为召集人。对于工作室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汪晖应当对其提出法律诉讼,而不应对其他批评意见愤愤不平。伤害他声誉的是工作室,而不是批评者们。对此,汪晖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该声明指出:“在从公开的媒体获知得奖的消息后,汪晖即于6月11日以来三次致函工作室并转学术委员会表示辞谢。”这句话让人啼笑皆非:要是真有决心辞谢,一次就足够了,何必三次!当年萨特辞谢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没有经过三次的“艰难历程”,只一次就真正拒绝了。虽然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日中天,也没有办法强迫他领奖。相比之下,在汪晖“三辞”之后,“工作室至今仍建议他慎重考虑”,可见工作室比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要权威。这也就充分说明工作室与汪晖之间存在着极其暧昧的关系。试想,假如是另一位与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无甚渊源的获奖者辞谢的话,他本人根本不用花上“三次”的艰巨努力,而工作室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挽留。这使我想起在《二十六史》和《资治通鉴》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禅让”的场面。明明是权臣篡位、图穷匕见,却还要让末代皇帝来表演“禅让”的仪式;明明是迫不及待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却三番五次给皇帝上表以示推辞;明明是手握着被架空的皇帝的生杀大权,却要痛哭流涕地上朝向皇帝表示忠心。最后,好像是替天下苍生百姓着想,篡位者才勉强登基。每当这一幕不断重复着的戏上演时,史书都写得有声有色。没有想到,在公元2000年的今天,我再次看到了类似的精彩表演。学者们的演技比起政治人物们来,也不见得有丝毫的逊色。这也许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唯一的长进吧。
   从以上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事实根据”。
   我的文章《“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我自己认为是有理有据的。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被某些人视为“大毒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批评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人们对待批评一般有三种态度。上策是:被批评者首先虚心、耐心地倾听批评意见,然后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判断批评的对错。古人说的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冕”。如果批评者弄错了事实,被批评者真的冰清玉洁、一尘不染,那么通过澄清和沟通,善意的批评者很快就会改变态度,并对其肃然起敬。如果批评者批评的情况属实,那么被批评者勇于承认错误,进而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对批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是,则双方的高风亮节互相映照,双方的人格和学术都将有所提升,从而留下一段让人传颂的佳话。
   对待批评的中策是:被批评者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本能”。这样,批评意见如同射入无物之阵的响箭、如同沉如大海的石头,无声无息地就平静下去了。同时,被批评者还体现出某种以静制动的“智慧”来,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弱点。这种方法来自于道家的传统,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选择它。
   对待批评的下策是:对批评者施加压力、乱扣帽子,用批评之外的手段来干扰批评的深入,最后完全剥夺批评者的言论自由。很遗憾的是,缺乏认错勇气的汪晖和工作室,连中策也放弃了,风风火火地选择了下策。
   工作室的声明,一开头就是“以正视听”四个字,好像是官方党报的社论,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我在觉得好笑的同时,也深感近年来《读书》杂志的败坏。中国大陆目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和学术自由等都受到严密钳制,知识分子缺乏表达的空间和平台。在这一背景下,《读书》杂志在夹缝中成为一个“病梅”一样的盆景,掌握了有垄断性质的“话语”权力。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思想评论类的报刊会有若干种,但在中国大陆《读书》却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刊物。前些年,《东方》、《方法》等刊物,本来已经凸现出将要取代《读书》的趋势,但很快就被官方扼杀在摇篮之中。可以说,《读书》之所以能够取得在今天独一无二的地位,之所以让某些学者趋之若鹜、认为一旦在上面发表文章就如同登上了龙门,也是因为它与官方权力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谅解”,也就是说,它也参与到目前的权力分割和权力垄断之中。从《读书》编辑部在争议之中的有关言论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俨然是一副外交部发言人的面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手划脚、大言不惭。仅从《明报》编者按中所引用的、他们信件中的两句话就可以感受到,自以为是、讳疾忌医的心态和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气概纠结在一起,简直是把自己当成了具有无限权威的“红头文件”。虽然他们标榜的是“民间”,但他们的语气和思维,却与真正的“民间”准则背道而驰。民间意味着蔑视权威,意味着多元共存,意味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而在工作室的声明中,轻易就将批评与“恶意的造谣、中伤、诬陷”挂起钩来,其独断与霸气让我不寒而栗。
   同样的表达也见诸于汪晖的文字中。汪晖斩钉截铁地说:“有些网站和告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于评奖结果可以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建议,但有些人以我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的声誉,我将予以追究。”究竟是谁损害了他的声誉呢?我认为,不是批评者,而恰恰是他自己和工作室。《读书》编辑部在《南方周末》的有关报道中解释说:“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和其他所有杂志成员一样,是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的。”然而,结果却是汪晖的获奖,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汪晖还愤怒地说:“攻击和诬陷的方式不但毁坏了知识界的正常讨论,而且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毒化。”这种说法就更加过分了。汪晖尽管是一个知名学者,但是对汪晖的批评(退一万步说,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难道会导致他所说的“毒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那样的严重后果么?看来,学者的自我膨胀,并不亚于政治领袖的自我膨胀。这又使我想起了中央电视台某播音员演出的一场闹剧。赵忠祥到山东签名售书,书搭配着鞋子卖。当记者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时,他回敬说:“我在电视屏幕上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你们这样做是在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当然,“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一个了不起的罪名,既然谁也不敢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那么谁也都不敢批评赵忠祥同志了。汪晖采取的是同样的思路:谁批评我就是毒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既然你们谁也不敢承担这样严重的责任,那么请你们从此免开尊口吧!
   我本人对汪晖的学术成就保持一定的敬意,但对他以《自选集》获奖的事实却感到不可理喻。我是本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原则进行批评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批评者不仅没有认错的勇气,还企图压制批评的自由;不仅压制传统媒体——报纸的批评自由,而且还把锋芒对准了新兴的媒体——网络;不仅压制国内的批评自由,还想控制香港和海外的舆论。古人说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做法,在汪晖所概括的“严肃的工作与荒谬无耻并存的时代”里,究竟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我相信公正的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汪晖轻率地指责“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那么我要追问他:究竟是哪些网站和报纸?你为什么一方面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不敢说出网站和报纸的名字?你的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简直就是中宣部居高临下的“定位”,简直恨不得亲手将报道批评意见的网站和报纸一并关闭掉。我终于理解了一位前辈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专政,比文盲的专政还要可怕。
   一百年前,梁启超就说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80年前,罗莎•卢森堡说过:“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60年前,斯•茨威格说过:“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对我个人来说,我所拥有的批评的自由与我生命的质量息息相关。为了捍卫我自己的、以及所有人的批评自由,我愿意与任何专制和霸道的力量周旋到底,并不惜为之付出任何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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