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批评的自由与认错的勇气]
余杰文集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
*
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
*
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批评的自由与认错的勇气


   批评的自由与认错的勇气
   “长江”《读书》奖事件发生以后,我在震惊之余,写了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短文《“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该文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对评奖结果提出了质疑,并发表于6月29日的香港《明报》副刊。对知识界的一件大事提出个人的批评意见,这是起码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我写作此文时抱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希望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能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文章刚刚发表,让我更加震惊的事情就发生了:“长江读书奖工作室”致函《明报》,并附上已经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郑重声明”。信函的内容如何,我无从知晓,但在《明报》发表“郑重声明”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其中的两句。这两句话严厉地指出,我的文章“有关‘长江读书奖’的论述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对此奖项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两句话让我莫名惊诧。我不知道他们说我的文章“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根据”何在,他们并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哪句话是歪曲的、捏造的、捕风捉影的,而是武断地将我的批评意见一概否决;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已经变味的奖项还有什么“声誉”可言,是不是没有我的那篇批评文章,这一奖项就能够声誉卓著、并且与诺贝尔奖一样不朽呢?根据这两句话来推测信件的主要内容,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企图压制各种批评意见,并将压制从大陆延伸向海外。在双重的震惊中,我有必要再次作出回应。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而且是对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发表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捍卫。
   关于“事实根据”,我有话要说。我文章中谈到的颁奖情况,全都是包括《读书》在内的国内媒体已经正式公告了的,不存在什么“失实”的问题。文章中所怀疑的评奖的不公正,我还想以两个事实来证明。第一,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在振振有辞的“郑重声明”中指出:“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没有参加包括章程设计、书目推荐和评审工作在内的任何工作。”而汪晖在转给旌旗网站的文章《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也明确表示:“我对评奖事宜毫不知情,更不是本届评奖委员会的召集人或主任委员。”然而,在我所接触到的工作室的有关材料中,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汪晖是召集人。那么,究竟是谁在说谎呢?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工作室和汪晖都在撒谎,都在否认汪晖是学术召集人的既成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便无话可说了。其二,如果工作室在撒谎,而汪晖说的是实话,那么就是工作室瞒着汪晖将他指定为召集人。对于工作室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汪晖应当对其提出法律诉讼,而不应对其他批评意见愤愤不平。伤害他声誉的是工作室,而不是批评者们。对此,汪晖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该声明指出:“在从公开的媒体获知得奖的消息后,汪晖即于6月11日以来三次致函工作室并转学术委员会表示辞谢。”这句话让人啼笑皆非:要是真有决心辞谢,一次就足够了,何必三次!当年萨特辞谢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没有经过三次的“艰难历程”,只一次就真正拒绝了。虽然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日中天,也没有办法强迫他领奖。相比之下,在汪晖“三辞”之后,“工作室至今仍建议他慎重考虑”,可见工作室比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要权威。这也就充分说明工作室与汪晖之间存在着极其暧昧的关系。试想,假如是另一位与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无甚渊源的获奖者辞谢的话,他本人根本不用花上“三次”的艰巨努力,而工作室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挽留。这使我想起在《二十六史》和《资治通鉴》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禅让”的场面。明明是权臣篡位、图穷匕见,却还要让末代皇帝来表演“禅让”的仪式;明明是迫不及待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却三番五次给皇帝上表以示推辞;明明是手握着被架空的皇帝的生杀大权,却要痛哭流涕地上朝向皇帝表示忠心。最后,好像是替天下苍生百姓着想,篡位者才勉强登基。每当这一幕不断重复着的戏上演时,史书都写得有声有色。没有想到,在公元2000年的今天,我再次看到了类似的精彩表演。学者们的演技比起政治人物们来,也不见得有丝毫的逊色。这也许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唯一的长进吧。
   从以上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事实根据”。
   我的文章《“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我自己认为是有理有据的。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被某些人视为“大毒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批评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人们对待批评一般有三种态度。上策是:被批评者首先虚心、耐心地倾听批评意见,然后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判断批评的对错。古人说的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冕”。如果批评者弄错了事实,被批评者真的冰清玉洁、一尘不染,那么通过澄清和沟通,善意的批评者很快就会改变态度,并对其肃然起敬。如果批评者批评的情况属实,那么被批评者勇于承认错误,进而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对批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是,则双方的高风亮节互相映照,双方的人格和学术都将有所提升,从而留下一段让人传颂的佳话。
   对待批评的中策是:被批评者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本能”。这样,批评意见如同射入无物之阵的响箭、如同沉如大海的石头,无声无息地就平静下去了。同时,被批评者还体现出某种以静制动的“智慧”来,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弱点。这种方法来自于道家的传统,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选择它。
   对待批评的下策是:对批评者施加压力、乱扣帽子,用批评之外的手段来干扰批评的深入,最后完全剥夺批评者的言论自由。很遗憾的是,缺乏认错勇气的汪晖和工作室,连中策也放弃了,风风火火地选择了下策。
   工作室的声明,一开头就是“以正视听”四个字,好像是官方党报的社论,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我在觉得好笑的同时,也深感近年来《读书》杂志的败坏。中国大陆目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和学术自由等都受到严密钳制,知识分子缺乏表达的空间和平台。在这一背景下,《读书》杂志在夹缝中成为一个“病梅”一样的盆景,掌握了有垄断性质的“话语”权力。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思想评论类的报刊会有若干种,但在中国大陆《读书》却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刊物。前些年,《东方》、《方法》等刊物,本来已经凸现出将要取代《读书》的趋势,但很快就被官方扼杀在摇篮之中。可以说,《读书》之所以能够取得在今天独一无二的地位,之所以让某些学者趋之若鹜、认为一旦在上面发表文章就如同登上了龙门,也是因为它与官方权力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谅解”,也就是说,它也参与到目前的权力分割和权力垄断之中。从《读书》编辑部在争议之中的有关言论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俨然是一副外交部发言人的面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手划脚、大言不惭。仅从《明报》编者按中所引用的、他们信件中的两句话就可以感受到,自以为是、讳疾忌医的心态和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气概纠结在一起,简直是把自己当成了具有无限权威的“红头文件”。虽然他们标榜的是“民间”,但他们的语气和思维,却与真正的“民间”准则背道而驰。民间意味着蔑视权威,意味着多元共存,意味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而在工作室的声明中,轻易就将批评与“恶意的造谣、中伤、诬陷”挂起钩来,其独断与霸气让我不寒而栗。
   同样的表达也见诸于汪晖的文字中。汪晖斩钉截铁地说:“有些网站和告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于评奖结果可以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建议,但有些人以我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的声誉,我将予以追究。”究竟是谁损害了他的声誉呢?我认为,不是批评者,而恰恰是他自己和工作室。《读书》编辑部在《南方周末》的有关报道中解释说:“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和其他所有杂志成员一样,是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的。”然而,结果却是汪晖的获奖,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汪晖还愤怒地说:“攻击和诬陷的方式不但毁坏了知识界的正常讨论,而且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毒化。”这种说法就更加过分了。汪晖尽管是一个知名学者,但是对汪晖的批评(退一万步说,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难道会导致他所说的“毒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那样的严重后果么?看来,学者的自我膨胀,并不亚于政治领袖的自我膨胀。这又使我想起了中央电视台某播音员演出的一场闹剧。赵忠祥到山东签名售书,书搭配着鞋子卖。当记者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时,他回敬说:“我在电视屏幕上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你们这样做是在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当然,“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一个了不起的罪名,既然谁也不敢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那么谁也都不敢批评赵忠祥同志了。汪晖采取的是同样的思路:谁批评我就是毒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既然你们谁也不敢承担这样严重的责任,那么请你们从此免开尊口吧!
   我本人对汪晖的学术成就保持一定的敬意,但对他以《自选集》获奖的事实却感到不可理喻。我是本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原则进行批评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批评者不仅没有认错的勇气,还企图压制批评的自由;不仅压制传统媒体——报纸的批评自由,而且还把锋芒对准了新兴的媒体——网络;不仅压制国内的批评自由,还想控制香港和海外的舆论。古人说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做法,在汪晖所概括的“严肃的工作与荒谬无耻并存的时代”里,究竟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我相信公正的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汪晖轻率地指责“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那么我要追问他:究竟是哪些网站和报纸?你为什么一方面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不敢说出网站和报纸的名字?你的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简直就是中宣部居高临下的“定位”,简直恨不得亲手将报道批评意见的网站和报纸一并关闭掉。我终于理解了一位前辈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专政,比文盲的专政还要可怕。
   一百年前,梁启超就说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80年前,罗莎•卢森堡说过:“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60年前,斯•茨威格说过:“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对我个人来说,我所拥有的批评的自由与我生命的质量息息相关。为了捍卫我自己的、以及所有人的批评自由,我愿意与任何专制和霸道的力量周旋到底,并不惜为之付出任何的代价。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