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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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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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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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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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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罪,我们忏悔)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忏悔的前提是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罪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无罪,那么忏悔也就无从谈起。与余秋雨先生迥然不同,我是坚信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为什么有罪呢?
   人有罪的因为人的有限性。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遭受了若干巨大的灾难——奥斯维辛的烟囱、南京的大屠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屠刀下的白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鲜血……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的诞生,正是因为人不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人开始不择手段地去追求人的完美无缺、人的无限性和人对神的取代。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开始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尤其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自认为能够掌握自身的命运。然而,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发明并没有让人类在精神上更加自由和幸福。人的苦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大大地加深了。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人就为自己也为他人制造了一个地狱。
   “罪”这个字的本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被讲解得最为清楚。《罗马书》是用希腊文写的,在希腊原文里,“罪”的意思就是“失去了目标”(矢不中的)。保罗对罪是这样论述的,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由此可见,罪并不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客观存在物,罪是一种实际的状态。有位神学家对罪打了个很好的比方,他说罪很像瞎了的眼睛。本来上帝所造的眼睛是奇妙的、完美的。眼睛的奇妙不仅在于它能够感光和反映影像,让人能够分辨明暗、感受色彩、判断距离、观测点、面、立体。更奇妙的是,眼睛还可以传递信息,表达爱和恨,欢喜和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瞎了的眼睛就不能做到这些。瞎了的眼睛,是它的功能受到了亏损。这并非是因为起初不好。所以,罪就是完美的亏损,是美善的扭曲,是美好关系的破坏。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是有罪的。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就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然而,在是非曲折都依靠道德判断的中国,人们却很难接受罪的定义。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说一个人有罪,就等于说他不道德或者道德上有问题。而认罪的行为则被当成是对不道德的行为或意念的复述和批评。因此,认罪以及认罪之后的忏悔,在中国一直就未能蔚然成风。我在与余秋雨先生的谈话中,明显感受到他对忏悔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他将忏悔与文革中的人整人、对人尊严的践踏、对人的自由的蔑视和对人的生命的剥夺联系起来。这当然也余秋雨真切的文革经历有关。但是,这种理解却大大地曲解了忏悔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
   中国人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罪”、“恶”、“过”三者的区别。“罪”是由人的有限性决定的、人生而有之的一种状态;“恶”是罪的结果,并且超越了一种状态,特指某些由罪而来的严重行为,例如杀人、放火、奸淫、偷盗、贪污等;“过”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过失”。中国人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恶”,却故意用“过”来取代“罪”。我们在使用“罪过”这个词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心已经转向了“过”。因为是“过失”,所以忏悔也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因为是“过失”,我们也就无须去获得他人的谅解。
   这种混淆,在余秋雨谈论《胡适传》的来龙去脉的时候表现得尤其突出。对自己当年写的《胡适传》,余秋雨有这样的一个论断:“这样的文字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不相信。”也就是说,因为这篇文字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忏悔也就无从谈起。这里,我想继续追问三个问题:第一,《胡适传》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仅仅靠“至少没有读者来信问为什么开了一个头就没有了下文”就能够判断吗?更何况作者当时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写作班子,究竟有没有读者来信追问他又何以得知?第二,假如这篇文字并不像我们后来所推测的那样产生了较大得影响,而仅仅是影响了为数不多的少数读者,甚至仅仅是几个或一个读者,那也说明这篇文字确实发挥了它所蕴含的坏的作用。这些文字不仅对胡适先生的不公平的,而且将思想的毒素贯注进读者的头脑中。作为作者,难道不该为此道歉、为此忏悔吗?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这篇文字发表后没有一个读者读到,甚至根本就没有发表、写出来后放进了作者自己的抽屉里,作者因此就能够完全地心安理得吗?写作这样的文字,作者的良知难道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这样的写作本来就是违背人的尊严的写作、与那些恶势力充当帮凶的写作。尽管存在着若干“不得不写”的现实原因,但是这些现实原因能够理直气壮地成为作者不忏悔的理由吗?
   我曾经在一篇谈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中分析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索尔仁尼琴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与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战俘。押解队队长要求索尔仁尼琴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尔仁尼琴想:我毕竟是一个有战功的军官,怎么能够自己拿着箱子与空着手的六个列兵和一个战败民族的俘虏一起走路呢?于是便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我的箱子吧!”队长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箱子。德国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断地倒手,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员下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拿着走。当时,索尔仁尼琴还为次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逃脱,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许多年以后,在集中营中承受了无数苦难的索尔仁尼琴却意识到了当年这一行径的可耻:是谁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谁说“好人”可以奴役“坏人”?这难道不是重复着斯大林的思路吗?一个自诩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清醒者,做的却是与斯大林一模一样的事情!索尔仁尼琴就是从这一细微的事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和忏悔。他意识到,自以为“自由”的心灵其实是不自由的,自以为“健康”的生活其实是不健康的,自以为“平等”的准则其实是不平等的,自己并不是单一的被迫害者,自己也曾经充当了迫害者的角色。承认自己的两重身份是痛苦的,但是只有承认这一点,才可能让自己获得新生。一九九三年,在回国的前夕,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文学报》的记者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我在许多场合反复谈到这一细节。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让索尔仁尼琴揪心了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还会继续让他揪心下去。这就是真正的大师的心灵、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心灵。这样的小事,在谁的生活中没有发生过几起呢?但是有多少人出来忏悔、出来反省呢?与余秋雨的振振有辞、不以为然相比,索尔仁尼琴的坦诚、谦卑和勇敢,让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忏悔不是个人品质的下降,而是灵魂的飞升;忏悔不是授人与柄,而是启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值得忏悔的地方。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从每个人开始进行全民的忏悔,才有可能诞生新的俄罗斯和新的俄罗斯人。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而且对中国来说比俄罗斯还要迫切。忏悔没有旁观者,所以也就不用担心遭受到他人的嘲笑和谩骂;忏悔是出自内心的,因而将获得精神上巨大的愉悦,而不是恐惧或者忐忑不安。
   鲁迅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对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弱点意识得最清醒的之一。因此,他以“历史的中间物”自居,他从来不考虑自己将在未来的历史叙述中占据怎样的地位。鲁迅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匮乏和对这种匮乏的不自知,与其说他是“伟大的审问者”,不如说他是“伟大的犯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学者王乾坤对此论述说:“‘吃人’在这里可以通过抽象,读作人的沉沦,人的罪性。在狂人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觉醒了的狂人,也未必不无意之中吃过妹子的肉。而所谓觉醒,不过是明白了‘难见真的人’,发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罪性,发现了‘四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之罪史,而不只是发现了某些人有罪。‘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是一个很古怪的说法,其实这是一个全称,是大我,集合的我,没有人在之外。”(《鲁迅的生命哲学》)在这里,鲁迅透彻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都有罪,我们为什么都需要忏悔。认识到自己有罪是痛苦的,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也是痛苦的。但正是认识了罪并进行忏悔,才拥有了肩起闸门的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远远超越了他的同代人,并让半个多世纪以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难以企及。
   我又想起了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位可敬的学者,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反对纳粹德国、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之中,不幸失败被捕。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被允许与父母通信。这些书信和文稿开启了战后一个新的神学流派。朋霍费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关于罪的问题:“人肯定是有罪的,但并不是卑贱或粗俗,并不是差一大截。用最平常的方式来说,歌德或者拿破仑是罪人,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总是忠实的丈夫吗?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软弱之罪,而是强悍之罪。在这里,丝毫没有必要去查出什么事情来。圣经从来不这样做。强悍之罪,在天才中,是狂妄自大;在农民中,是打破生命的秩序;在市民中,是害怕自由的责任。”在朋霍费尔心目中,有值得信仰的东西,有值得捍卫的东西,也有必须与之决裂和斗争的东西。他清醒地意识到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罪行,并愿意自己站出来用实际的行动、用生命来进行忏悔。问题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罪行的自觉意识,并在意识罪行之后展开真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忏悔。就余秋雨个人而言,他既有朋霍费尔所说的“天才的狂妄自大”的一面,又有“市民的害怕承担责任”的一面。他是“市民性格的天才”,拥有双重的弱点。正是这双重的弱点阻碍了他进行基本的忏悔。重新认识“罪”的定义,由此开始精神上的拷问和灵魂上的忏悔,这是余秋雨先生应当做的,也是我们每个年老的和年轻的中国人应该做的。
   忏悔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问题上。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信仰资源的稀薄,正如空气中氧气的稀薄一样,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刻,已经被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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