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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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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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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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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罪,我们忏悔)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同暴力、血腥以及杀戮脱钩。恰恰相反,我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深陷在其中,因为我们有意识地忘却了暴力、血腥和杀戮。我们在描述“文革”和其他曾经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悲惨事件的时候,持一种完完全全的局外人的态度。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那些都是“非常”时期发生的事情,而我们现在生活在“正常”时期。我们巧妙地将“非常”与“正常”之间划上了一道人为的鸿沟,用这道鸿沟将两者割裂开来,仿佛有了这道鸿沟就能够保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却认为,“非常”与“正常”是水乳交融的。在似乎是“非常”时期之一的“文革”当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过的依然是我们今天这样的“正常”生活;同样,在被认为是“正常”时期的今天,我们的身边还在不断地发生和上演着类似于“文革”的惨剧和悲剧。“文革”没有离开我们,“文革”已经内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文革”不仅与每一个亲历者息息相关,而且还与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息息相关,它像一种病毒一样,肆无忌惮地遗传和变异。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中指出,许多疯狂杀害犹太人纳粹刑警,并不是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恶魔,而是德国的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像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人、是学生、是老师、是工人,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女。邪恶的意识形态毒化了所有的人,毒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文革”也是如此,“文革”已经内化到我们民族的深层精神结构之中,已经成为我们无法拒绝的历史遗产之一。我们越是不敢面对它,我们越是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主宰。当谈论“文革”成为一种巨大的禁忌的时候,发生下一次残酷程度将超越“文革”的可怕事件的温床就形成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文革”以及半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教化的毒素同样深入到我的语言、行为乃至思维方式之中。在包括《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在内的许多文字中,我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文革”的语言和“文革”的思维方式来。例如,我在文章中轻率地使用“文革余孽”这样的词语,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偏离了文化批评的界限,这也是我想向余秋雨先生表示歉意的地方。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中国当代的写作者和思想者都面临的一个困境。要痛苦地把这些毒素都从自己的血液里清除出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崭新的、健全的理念来支撑自己的批评,从细部的修辞到表达的方式都遵循宽容的原则,避免独断论的、二元对立的思路,这是我努力追求然而远远还没有达到的境界。在我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希望得到所有的师长和朋友的批评——在这方面,许多师长朋友已经给予了我们不少严厉的批评,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例如,一位优秀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一封给我的信中,曾经对我的文字提出过若干的批评意见,她写道:“我也想告诉你,不太喜欢你用的《与学生为敌》和《教育杀人》两个标题。毛泽东说‘考试方法与学生为敌。建议从全部课程中砍掉三分之一。’除了主张不对以外,这种语言风格是不是也有问题?那还是‘文革’前,到‘文革’时,语言就更是不讲理了。‘杀人’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当真的‘杀人’都未被记录时,夸张的说法显得含混了。——你写了反驳张承志的文章,你虽然年轻,但你对六七十年代历史的感觉敏锐而准确。清华附中的‘作家们’从来都未提到他们学校的真的‘杀人’行为。他们的老师刘树华被大会斗争毒打后自杀,他们的女老师顾涵芬被毒打后又被丢到自行车棚旁,昏迷在地,一只眼睛被打瞎。有两个女同学自杀,一个死了,一个残了……。1966年8-9月的40天里,北京的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这是官方分统计数字,只会少,不会多。这个数字也不包括被毒打后自杀的人。可是,这些都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也在学者视野之外了。想到这一点,我常常依然觉得不可思议。”王友琴对“文革”残酷性的描述还有很多很多,而她在信中对我的批评却让我心惊胆战:“文革”的幽灵就在我的身边,我必须时时与之作艰苦的斗争。对于“文革”来说,我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全置身事外。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与之密切相关。
   要真正愈合“文革”的伤痕,必须拒绝遗忘。人的记忆是危险的,因为它有选择性,往往选择那些人们认为轻松、愉悦的部分进行组合,而尽量遗忘掉那些惨痛、耻辱的部分。余秋雨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说:“例如你问我父亲在‘文革’中打过多少人,我怎么谈?我能谈的,只是他挨了多少打。又比如,有人问我,你在‘文革’中担任什么职务,我也无法回答,我能回忆的是被造反派批斗了多少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记忆选择”与“记忆改写”。这种说法是非理性的,近乎于“无赖”。在这里我要感谢余秋雨先生的坦率,这确实也是他心中比较隐秘的想法。不过,按照这样的逻辑,除去伟大领袖之外任何“文革”的参与者,都可以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或者受骗者。在“文革”以及我们民族经历过的若干伤痛之中,许多参与者都身兼双重身份。一旦雨过天晴,人们便抛弃掉其中的一种,堂而皇之地以另一种身份登场。正是因为对记忆进行了过滤,所以余秋雨能够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仅仅是一名受害者,没有任何值得或者应该忏悔的地方。
   在谈论自己的造反派同学的时候,余秋雨认为:“即使他们应为此负责,他们所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下到农村,几十年的压抑,难道他们的罪行还没有抵消吗?我不希望这种苦难继续延续下去。”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罪行难道是可以抵消的吗?罪行就是罪行,难道因为受到了命运的惩罚,罪行本身就不存在了?如果罪行可以抵消,那么那些被吃掉的“地、富、反、坏、右”们的冤魂归该依何处呢?人人都认为罪行是无足轻重的,于是在商业化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以黑芝麻为代表的黑色食品便打上了“黑五类”的商标,以一种后现代玩笑的话语方式来言说当年的血腥。喜剧在不知不觉之间取代了悲剧。
   这种“戏说”的态度,将记忆的功能重重包裹起来,正是悲剧再次得以产生的肥沃土壤。正如学者朱学勤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朱学勤所批评的那类知识分子对历史、对伤痕的态度,恰恰就是余秋雨对历史、对伤痕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记忆罪行、声讨罪行、反思罪行,不仅不是像余秋雨所说的那样让“苦难继续延续下去”,相反,却正是中止苦难和从苦难中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将对罪行的清理看成是延续苦难,才是对苦难的最不负责任。写到这里,我想起批评家摩罗在《中国人,你怎么跳得过“文革”这一页》一文当中的一段话:“‘文革’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切身经验,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造出并承受的现实苦难。它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神经上,它时时飘袅在我们阴暗而有恐惧的眼神里。从愿望上说,也许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这种苦难与恐惧,但遗忘决不是通向摆脱的门径。要用灵魂的痛苦反思我们的苦难,要用真诚的忏悔清算我们的罪恶。是清算,而不是掩盖。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丝罪恶的记忆敲醒我们沉睡千年的良知。”(见《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4页。)我真切地希望余秋雨先生早日卸下自我保护、自我安慰的心理机制,早日主动凸现出自己双重身份中的另一面来。这不是另一轮的苦难和又一次的迫害,而是让自己的灵魂真正舒生、让自己的伤痕真正愈合。在与余秋雨先生的交谈中,他曾表示正在撰写自传,并有相当的篇幅涉及文革的经历。但愿不久之后能够读到他的自传,但愿他的自传不再让人感到失望。
   我们为什么有罪、我们为什么要忏悔?
   余秋雨先生在与我的对话中谈到,忏悔是个人内心的事情,忏悔不能由别人来强迫,别人强迫的忏悔就不叫忏悔了。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并且为他的真诚所感动。我最担心的并不是余秋雨的不忏悔,而是本来内心并不想忏悔,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考虑而进行“假忏悔”。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种结果。因此,余秋雨先生强硬的“不忏悔”的态度反映了他相当程度的率真。同时我认为,余秋雨有不忏悔的权利,而我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也有批判他不忏悔的权利——只要我没有利用权力来强迫他进行忏悔。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罪?我们是否忏悔?我们的忏悔或者不忏悔将会导致怎样不同的后果?
   我与余秋雨先生最重要的分歧,也就在这一价值立场的层面展开。
   我所说的忏悔不是惩罚,也不是侮辱;我所说的忏悔与爱、与宽容紧紧相连。余秋雨先生一听到“忏悔”,就想起文革中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来,因而感到恐惧和担忧,这是因为他误解了忏悔的本质。忏悔的目的乃是在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尊重,重新让每个人获得安宁和自尊。忏悔既是一种回顾,又是一种前瞻。忏悔是对自己的爱,也是对他人的爱。爱是忏悔的核心内容。
   我为什么特别要批评余秋雨的不忏悔呢?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中表现得比余秋雨风光、干过更多的恶行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逃脱了惩罚并依然不忏悔,他们当然与余秋雨一样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但是,我认为,余秋雨先生作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相当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如果率先忏悔,将超越个人的意义而具有某种典范性。在新书《霜冷长河》中,他已经日益把自己打扮成人性大师的角色,并迅速成为许多青年读者心目中的“人生导师”。处于这样的特殊地位,如果能够真心诚意地忏悔,将带动全民族在新的世纪之交补上上个世纪缺下的忏悔这一课。相反,如果余秋雨坚持不忏悔,将责任推诿给历史,以“法不责众”的态度来对待历史,这一态度将更加恶化当前知识界乃至全民族的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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